打造中部地区最大的台资密集区
市委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台商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来大陆投资，先后在珠三角、长三角建立了台商投资区。进入21世纪，随着环渤海经济区开发和以湖北为支点的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台商也大量进入这两个区域，进入了武汉。
一、台商投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武汉的特点比较
珠三角：具有毗邻香港，交通便利，进出口快捷和劳动力廉价的优势。
投资特点有：投资向高新技术转移。台商投资正从传统的制鞋业、制衣业等向石油化工、电子组件、通讯等高新产业发展。投资结构从传统产业增长的同时，服务业投资比重逐步提升，资本市场成为投资的热门领域。形成完整产业链。珠三角台资企业正在向大型化、集团化方向发展，大项目、大企业及上市公司成为台商投资的主体，群聚效应明显。以东莞为例，约有八百家计算机信息企业群聚该地，形成了上中游企业密切合作的态势。第三产业成投资新热点。台湾当局批准国泰人寿赴广州设立办事处后，前来珠三角考察保险、金融、医疗、教育、零售等第三产业的台商不断增加。
长三角：投资成本相对低廉，拥有强大的金融、贸易服务体系，发达的物流、信息流、商业流以及法 律服务。拥有高质素人才，良好的治安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及较高投资回报等优势。
投资特点有：资金技术密集，规模效益显现。至2005年，台湾百大财团中，已有65家在上海投资设立了170个项目；台湾上市公司中，有86家在上海投资设立139个项目。台商在上海投资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有180项，分别占全市台资项目数、总投资额、合同资金总额的33%、38.7%和40.9%。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台湾土地银行、台北第一商业银行、国泰产险公司、富邦产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上海代表处已经在上海正式成立。至2005年，上海已设有1家台资银行、3家台湾银行代表处、4家台湾保险公司代表处、12家台湾证券公司代表处。劳力密集型产业向外扩散。长三角地区近年在引进台资时注重产业集聚和错位发展，上海成为 商业、服务业的落脚地，邻近地区则为制造业的发展地。
环渤海：辐射东北、华北、西北，拥有广阔的腹地，资源丰富，原材料供应充足，港口、物流等功能优势明显。该地区既有传统重工业基地和农业地区，也有相对发达的高科技产业和金融业。
投资特点有：依托大型港口城市，投资重点突出。环渤海地区台商投资高度集中在数个港口城市。据统计，至2006年底，天津市累计成立台资企业1907家，实际利用台资24.88亿美元。山东省累计引进台资项目7031个，实际利用台资106亿美元，其中，烟台实际利用台资25.19亿美元，青岛实际利用台资24.75亿美元，分别占全省总额的23.8%和23.3%。地区产业分工初步形成。北京的台资企业主要以服务业企业为主，包括物流、餐饮、房地产等行业。以顶新集团为龙头的台湾食品制造业在天津形成规模。山东省以本地明星企业带动家电配套产业的发展，聚集了烟台鸿富泰精密电子、青岛东元集团等大型家电配套企业。台商利用奥运年掀起投资新浪潮。台商充分把握环渤海地区承建奥运项目的机遇，在光电产业、纺织行业、食品行业、旅游餐饮和广告行业加大投入，形成了台商投资的新亮点。
武汉市：武汉具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发达的交通网络和有免税物流区，区域辐射优势十分突出。武汉的高校密集，技术人才充足，高新园区建设初具规模。中国市场的枢纽在中部地区，中部市场的枢纽湖北，湖北的中心在武汉。武汉必然成为台资“卡位”的战略选择。这种优势将发挥出对台资的极大聚集效应。武汉的区位优势、科技优势、市场优势在中部地区是相当突出的。目前，台商联服务中心在汉落成、武汉台湾周活动开展活跃有效、武汉进入首批直航城市、在台的约10万湖北籍居民通过湖北同乡会与武汉有较多联系，对辛亥首义文化两岸认同度高。台资在武汉已经形成多个投资区，这些都说明武汉对台的影响力较强。
武汉打造中部地区最大的台资密集区正逢时机。一是国际资本加速向中国大陆转移，沿海产业加快向内地转移，武汉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中部城市。二是台湾岛内出现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进入大陆市场。部分台资开始进入内地市场“卡位”，以谋求“形成龙头再配套，配套出龙头”的良性发展趋势，增强今后在大陆市场的战略竞争能力。三是国家正在推进中部崛起战略，并把武汉城市圈作为“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只要中央没有亮起“红灯”的，我们都能先行先试。
二、武汉台商投资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据统计，武汉截至2008年底，已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吴家山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园和武汉黄陂台湾农民创业园。已引进有富士康、中芯国际等近900家台企在汉落户，投资总额约为30亿美元。台资在武汉的投资位居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的前列。
武汉建立台资密集区有一定的基础，也正逢时机。但武汉在招台引资方面还存在问题，其主要有：一是投资环境要改善。政府招商沿用“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的老思维不创新。优惠政策向台资大企业倾斜，小企业受惠难。招商中承诺的条件不兑现，“钩、捆、卡，JQK”的坏影响还没消除。(例如，107国道收费站久不拆除，台资企业进驻园区时，政府承诺的水、电、运输、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兑现不够等。)法律服务体系不完善，台商维权难。二是台商投资区定位不明晰。投资区产业集聚不集群，不利于产业链的形成，缺少配套产业。三是现代服务业的台资企业难引进。四是武汉缺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新产品的应用型科技人才。
三、建议
将武汉打造成中部地区最大的台资密集区，市区政府要上下联动、各区政府相互合作，确保总体目标，兼顾区级利益，明确投资区的定位,实现差异性发展。要实现“五个突破”。一是引进台资的总量上要有新突破，缩小与沿海省市的差距。二是引进好项目、大项目上要有新突破，还要欢迎小企业小项目。三是发展“总部经济”上要有新突破，争取吸引3-5家台湾大企业集团来汉设立大区域性总部和研发中心、销售中心、采购中心、营运总部等职能型总部。四是高科技产业合作上要有新突破，形成若干个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生物产业、高科技农业的台商投资密集区。五是合作领域上要有新突破。进一步深化汉台农业交流与合作，积极拓宽第三产业利用台资的领域，探索在金融、保险、商贸、物流、旅游等领域利用台资的新途径。为此建议：
1、完善政府服务，改善投资软环境。一是完善法律服务。要加强对《武汉市鼓励台湾同胞投资办法》的落实。加强对台商的法律宣传服务。二是提高政府公信力。招商中承诺条件要兑现，要改变“重招商轻服务”、“嫌贫爱富”的恶习。三是要为在汉的台商提供医疗服务和适宜的安居条件。四是争取增加直航班次，争取尽早通邮通电。
2、结合“两型社会”建设，合理定位台资密集区发展模式。一是战略之眼。要以武汉八大千亿产业规划为中心，形成合理的区域规划，提高本地台资的集群效益。要利用全球产业转移、东部产业转移的机会，承接台商向中部转移。要利用“两型社会”试点的先行先试优势，加强对金融、交通运输、信息产业等领域的招商工作。要以武汉多个台商投资区为载体，合理布局。例如，在黄陂农业台商投资区发展新型农业，在东西湖台商投资区发展现代食品加工产业。要以著名的台商企业为龙头，做大产业链条。二是扶持之手。政府对企业的服务要体现实惠。比如，台资企业多招大学生到企业就业政府应该给予补贴，减免台资企业的部分税费，为企业参加社会保险提供一些补贴等。三是红娘之媒。帮助企业纵向一体化与横向整合过程中提供足够的信息服务、为企业扩展规模提供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条件、为企业在武汉城市圈拓展市场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协调等服务。四是定位之仪。政府应积极为台资企业发展作出规划，主动为企业开辟新的细分市场提供咨询服务。同时，应为发展壮大中的企业积极提供配套产业服务、融资服务、政策优惠。
3、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形成配套产业。在台商投资区周边发展配套的中小企业，有利于改善台资大企业的生产配套。发展中小企业，要作到“六转”。一是转产，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高科技产业转移，从高污染的行业向生态行业转产，在传统产业中融入高科技与信息因素，或者把两个产业的要素整合在一起。二是转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开发产品的新的功能，开发新的适应市场新需求的产品。三是转市，转移市场，从海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从传统的市场转向新的市场，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拓展新的市场，特别是在周边8个城市拓展市场。四是转形，提升自己的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提升品牌的文化品位与品牌的创新能力。五是转制，通过企业上下游的供应链改变企业的治理结构，把家族企业改造成股份制的现代企业，或者通过横向一体化，把竞争者整合在一起，把同类产品的企业整合在一起，形成规模化企业，减低运行成本，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六是渐转，面对金融危机，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是一个过程，企业要稳中求变。对政府来说，为企业提供服务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政府再造的过程。
4、探索科技合作新方式，发展武汉高新产业。将“创新武汉”的概念同招商引资结合起来，把武汉的科教优势与台湾较为成熟的光电、汽车电子和绿色能源等产业结合起来，把武汉发达的理论科研优势同台湾成熟的技术应用产业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形成以武汉科教为基础的高科技产业中心，为高科技台资企业在武汉办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另外，还应深化改革武汉教育体制，培养技术型员工和应用型科研人才，为台资企业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5、加强同台湾民间组织的合作，扩大武汉在台湾的影响。一是利用台企联华中服务中心进驻武汉的机会，使中心成为台商来华中地区投资兴业的重要接待处和中转服务机构。为台商企业入驻武汉提供服务，帮助投资中部的台企完成从加工出口贸易向开辟内销市场的转型。二是充分利用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契机，加强同湖北旅台同乡会等台湾民间机构的联系，加强两岸友好互访，扩大武汉在台湾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