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莹
2018年1月流感肆虐全球，儿科成为我国各医院第一个“告急”的科室，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武汉。儿科医生短缺，加上二孩政策放开，进一步加剧了儿科医疗资源的供需失衡。基层医疗单位儿科医生的缺乏，使得孩子一生病只能“一窝蜂”涌向大医院。
据2017年5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显示，中国儿科医生缺口已经超过20万，而当前中国儿科医生总数才仅为10万人左右。目前我省千名儿童仅有0.425个儿科医生，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儿科医生绝对数量的短缺已经十分严重，而这种短缺还在进一步加大。截至2011年，我国儿科医生在15年内仅增加了5000人。中国每年80万医科生毕业，仅有2.2万人成为医生，而成为儿科医生的只有300多人。另一方面，调查显示，34%的儿科医生在两年内有辞职计划，23%的儿科医生不确定。基层医院儿科医生选择两年内辞职的比例更高，达到了41%。
造成儿科医生短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高饱和的工作量与不高的收入。中华医师学会儿科分会的一项调查发现，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科医生的1.68倍，但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76%，36%的儿科医生税前收入在3000元以下，76%在5000元以下，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比例仅为24%。而另一方面儿科医生因为超负荷工作猝死的新闻已经多次被媒体报道。
2.医闹问题带来的安全问题。据医米调研2016年发布的儿科医生工作现状调研数据显示：仅3%儿科医生所在科室从未遇过医闹，29%的儿科医生所在科室经常或总是遇到医闹。 进一步数据分析显示：儿外科医生经常或总是遇到医闹的比例最高，达到67%。患儿家属对医护人员的暴力伤害事件屡次被媒体报道，甚至有伤害医护人员家属的案例出现。暴力伤医事件所带来的不安全感进一步促使现有儿科医生离开儿科，儿科医疗资源紧张与医患矛盾构成恶性循环。
3.人才培养断档。1996年国内很多医学院撤销了儿科系，直到2016年才恢复。一个合格的儿科医生的培养周期是8至10年，过长的培养周期，导致儿科医生人才的断档。而高饱和工作量、收入不高、医闹等问题又进一步导致每年学医特别是选择儿科的大学生越来越少。
4.儿科地位相对较低。我国公立医院实行的是从医院到科室的二级核算，创收几乎是衡量科室价值的唯一标准。而儿科药最轻、检查最少的特点，决定了其创收能力不如成人科室。很多人将儿科戏称为“小儿科”，也在无形中泯灭了儿科的价值。2015年发布的《关于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专业加试专业内容有关事项的通知》，以降低儿科医生的素质为代价提高儿科从业人员数量，进一步给儿科贴上“低能科室”的标签，在社会上造成了“儿科医生都是劣等医生”的恶劣印象。
培养、引进、稳定儿科医生队伍是缓解当前我市儿科医疗资源紧张的关键所在。因此建议:
1．加强儿科医生本地培养。政府应采取更多、更具体的引导激励机制，鼓励本地医科院校与生源投身儿科医疗事业。目前政府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后续应注重政策实效，特别是要做好定向培养后的儿科医生毕业生的回访、跟踪、监督，确保相关政策真正能解决问题。
2．引进域外儿科医生人才，充实儿科医生队伍。结合“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的实施，通过更加优厚的政策，引进一批儿科医生人才。
3．稳定现有儿科医生队伍。提高儿科医生待遇，鼓励吸引以前从儿科转出的医生回归儿科，可以参照广东省具体做法，给予儿科医生适当补贴；适当提高门诊挂号费，尤其是夜间、急诊挂号费用，从而提高儿科医生总体收入；住院部一线儿科医生给予每月一次连续2天的休息；公立医院对儿科的考核评价应着重于公益性而非经济效益；给予二级以上医疗单位优惠政策，开展儿科诊疗活动，缓解少数儿科医院集中爆发的就诊压力；严厉打击非法医闹，保障医院正常医疗秩序与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
（作者为民革卫生总支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