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宏宽
普通人怎么样进入国学，获得中国智慧？彭富春教授在回答某报记者的提问时说：“有三本书一定要先读，那就是《老子》、《论语》、《坛经》。这三本书是进入国学的敲门砖。”在他看来，国学的根本是由儒、道、禅三家构成的中国的智慧。这里头富含的文明成果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文明对于世界的贡献。近几年来，彭教授精勤不怠，力作迭出。《论老子》（2014年）、《论国学》（2015年）、《论孔子》（2016年）、《论慧能》（2017年）相继问世，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沉潜于中国传统语言、思想、历史之中，去追溯中国思想的本源，思考中国思想的现代性或者中国思想如何走向世界，用明晰、生动、优美、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去解析中国思想，尽量接地气，让儒道禅在当下讲话，让新的思想从经典文本中生长出来。
如果说原始儒家的主题是社会、原始道家的主题是自然的话，那么唐朝慧能则认为，人们修炼成佛之道，既不是自然之道， 也不是社会之道，而是心灵觉悟之道，其关键是明心见性，觉悟人和世界的真理。他的代表性著作《坛经》的主旨就是宣说“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既不倡导片面的读经，也不主张单一的禅定，成佛之事不假外求，内心只要做到“无念”、“无相”、“无往”，就能彻见自性，自性自悟才是成佛的唯一道路。可以这么说，真正意义的禅宗是由慧能创立的，正是他将禅定之禅变为了智慧之禅，它弥补了中国精神结构中的缺失，丰富了心灵的维度，为人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精神空间。它是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创新，是中国对于印度佛教最具创造性解释后的独特产物。它融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适应了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思考和言说的方式，对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变化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对于这部中国僧人著述中唯一被尊为“经”的宗经宝典，彭教授下足了细读文本的扎实功夫。比如说慧能或惠能，“慧”、“惠”同音通假，互相袭用，人们习焉不察，然而彭教授于无疑处生疑，于司空见惯之处析理，钩隐抉微，为慧能正名。他说：“六祖名惠能或慧能。惠是施，是布施；慧是智，是般若。不仅大乘六度般若高于布施，而且六祖重心在于般若，而非布施，故本书舍惠能而取慧能。”用心精细，于此可见一斑。至于说到文本的体例，如同《论老子》、《论孔子》一样，均分为译文、解析和论述两大部分，它的论述是建立在细读文本的根基上的。不难看出，本书中忠实于原著的现代汉语翻译，注重了语法、逻辑和修辞的完美表达，准确地表达出原著的哲理内涵，体现了原著的风貌和神韵，是一部完备的赏心悦目的《坛经》语体文文本，既适合于普通读者阅读，又可以供专业工作者研究参考。还有，作者对原著中十品的认真解读与梳理，也是可圈可点，无论是就阐释的准确性、系统性或者是深刻性而言，它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学理高度。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化佛学的禅宗，它有自己专门的话语系统，佛法名相甚多，词意颇深，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故不少学者慨叹“佛学难治”。但作者要言不烦的精当的评析，把原著中遮蔽的朦胧的模糊的语义变得显明而清晰，化繁难为简易，化古木为青枝，方便读者多矣。作者这种细读文本的耐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在最后的“论述”部分，更显示了作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和精深的学术见解，也凸现了这部专著的分析性、批判性和独创性。他不仅在解读文本的基础上富有新意地重构了慧能思想的整体，还区别和划分了慧能思想的边界。作为划分边界的批判，它自身就具有两种特性：一方面是否定性的，是解构；另一方面是肯定性的，是建构。由于思想的否定和肯定的同时进行，批判在根本意义上是生成性的，因此是思想的发生。彭教授认为，既然人的现实生活是心灵、语言和存在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那么禅宗就必须越过自身心灵的边界走向语言和存在。作为智慧，虽然禅宗在历史上显示了他的伟大的生命力，但禅宗也应该与时俱进，面对当代世界的问题，说出新的智慧话语。这样一种新的禅宗的智慧将赋予禅宗新的名字：存在禅。它不仅只是人的心灵的智慧，而且也是包括了心灵、语言和存在的智慧。窃以为，存在禅这个新命题的涵义，是符合彭教授在其《论孔子》专著中所构建的天人共生、人我共生的天地人的生生之道的。我服膺这样的观点：如果说生生之道是万物之道的话，那么所谓的本体就是生本体（生生本体）。在中国思想史上，人们曾试图建立不同的本体论，如气本体论、理本体论和心本体论等。但所有这些本体论都是从某一特定的物作为本体，而理解和解释其他的物。这并不能把握万物自身的本性。唯有从生出发，人们才能找到理解万物自身本性的通道。因此，生本体论是唯一可能的本体论。诸如气本体论、理本体论和心本体论都必须建立在生本体论上。通过这种重新的建基，它们才获得了生命力，并能说明其自身所关涉的领域。
（作者为武汉三中退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