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进
井冈山学习三天，瞻仰了革命前辈的故居，参观了先烈们战斗过的旧址，感触颇深。
井冈山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民革命根据地，而且井冈山时期，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慢慢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当时作为一个还稍显稚嫩的政党，在井冈山开始思索和反省，怎么走自己的革命道路。这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
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不易。当时毛泽东冒着生命危险，上山与当地武装首领袁文才会谈，向袁文才详细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前途，并送上100条枪，以示鼓励。毛泽东以诚待人，将心换心的态度，最终将袁文才感动，认为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才是正道，并劝说王佐一起接受了工农革命军整编。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从此在井冈山上扎下了根。
在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红军创造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经验，形成了以"胸怀理想、坚定信念，实事求是、勇闯新路，艰苦奋斗、敢于胜利，依靠群众、无私奉献"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在三天的学习中，井冈山精神“实事求是，勇闯新路”的可贵品质让我感触最深。
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直接受着共产国际的指导与援助。但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国内革命的具体情况，凭借经验主义指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犯了盲目武断的错误。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代表大会中，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六大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文件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文件传到井冈山后，毛泽东心情沉重。他审时度势，果断做出了不扩大传达的决定。小范围召集朱德、彭德怀、谭震林、邓乾元、龙超清、王怀等党骨干开会讨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虽然在会一些领导人不同意，但也没有再争辩。
毛泽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井冈山革命有独立的思考。但并非所有的领导人都有这样的革命觉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仍觉得应该执行六大的决议，对袁文才、王佐等人抱有不信任心理。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去赣南后，土客矛盾日益尖锐。1930年1月，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来到了边界，他带着中共“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认为必须以非常手段解决袁、王问题，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特委开会做出了先下手为强，除掉袁文才、王佐的错误决定。2月23日凌晨，特委书记朱昌偕带队袭击袁文才、王佐住地，将两人及40余名部下枪杀。消息传到赣南，毛泽东十分震惊，悲痛之至，连呼“杀错了”。
这次错误带来的后果极其惨痛。袁文才的部属谢角铭和王佐之兄王云龙遂率领部分士兵反抗突围，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全部投向正在与红军对峙的蒋介石军队。当地客籍群众也因此对红军极其反感，甚至通风报信与红军为敌。共产党在井冈山背上了“过河拆桥”的恶名，民心尽失，处处挨打，丢掉了这块宝贵的革命根据地。此后，共产党曾先后六次想夺回井冈山，均以失败告终。
井冈山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一味地模仿十月革命，听俄国人的话，走俄国人的路，脱离实际，纸上谈兵，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1928年毛泽东在八角楼写下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部光辉著作。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从工农武装割据开始 ,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此独立和成熟，有了客观依据和理论指导。为最终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征途上，我们更需要“胸怀理想，坚定信念”的精神和态度，更需要“实事求是，勇闯新路”的信心和勇气。
井冈山的革命精神是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治优势，值得我们一再发扬和学习！
（作者为民革武钢总支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