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扩张性探源及思考
□ 程信奎
2015年9月安倍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之后，新安保法案于今年3月正式实施，日本在和平宪法下被禁止70年的集体自卫权因此被解禁，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有分析指出，新安保法将使日本朝着海外“可战之国”迈出一大步，这不仅威胁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日本推进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也有人认为新安保法使日美同盟更加密切，而日美同盟遏制力的提升，反而有助于抑制大规模武装冲突，从而为日本争取和平。
在二战结束70余年后的今天，很多日本政治精英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宪法”已经完成了韬光养晦的历史使命，再次把自己打造成政治军事大国乃至强国才是日本未来的方向。日本是一个精明能干的民族，如果不犯方向性原则性的错误，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不过历史证明，它不可能永远做到这一点。
日本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是将对外扩张定为国策的，故其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在甲午海战之前，中日之间就有过两场战争，一次是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中朝军队联合抗日；一次是1874年日本政府发动的侵略台湾的战争。
先说1592年那场侵朝战争。
现代意义上的日本无论是版图上还是政治体制上都是从丰臣秀吉（1536-1598）时代开始的。在此之前的日本国有大小几百诸侯，战乱不断，直至丰臣秀吉才统一了日本。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服朝鲜，继而入侵中国。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写道：“日本丰臣秀吉谨答朝鲜国王足下。吾邦诸道，久处分离，废乱纲纪，格阻帝命。秀吉为之愤激，披坚执锐，西讨东伐，以数年之间，而定六十余国。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者曰：‘日光所临，莫不透彻，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
从这封信中我们清楚看到丰臣秀吉及他所代表的日本武士的骄狂。这封信理所当然遭到朝鲜国王的拒绝。于是丰臣秀吉借口朝鲜拒绝帮助日本攻打中国，于1592年春天调集近20万大军，700艘战船，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朝鲜壬辰卫国战争或万历朝鲜战争。日军在朝鲜登陆，仅3个月的时间，就接连攻陷了朝鲜的京都汉城及平壤、开城等重要城市。丰臣秀吉见初战告捷，颇为得意，他狂妄地对部下说：“你们等着瞧吧，要不了多久，朝鲜、中国的 臣民就会俯伏到我的脚下，听候我的驱遣！”
朝鲜国王求救于中国，中朝联军并肩作战，将日军压缩到朝鲜半岛南部釜山一带，战争陷入僵持状态，双方边谈边打三年之久，其间日方提出的和谈条件是：朝鲜八道中允许日本占有南部四道，朝鲜国王应宣誓永不背叛日本，朝鲜还要将王子一人，大臣两人送日本做人质。对明朝则提出和亲及重开官、商船贸易等。这些条件遭到拒绝后，1597年2月战争又重新开始，直到次年丰臣秀吉病死。此后日军人心涣散，被中朝联军击溃，逃回日本本土，战争才告结束。《明史·日本传》关于此战的记载：“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宰相）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
前辈学者雷海宗先生在《中国通史选读》一书的按语中对这次战争有评论：“但倭寇，终是小问题，日本内部平定后倭寇自息。对明朝真正危险的是方才胜强的日本国。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矛头直指朝鲜和中国。若非朝鲜的缓冲与丰臣秀吉早死，最少中国一部分很有一个日本朝代出现的可能。”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德川幕府也推行锁国政策，所以此时的中日朝关系相对比较平静，将近300年没有大的冲突发生。
再说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的战争。
当时间进入到19世纪中叶，中日关系又进入了多事之秋。此时除原有的中日朝三国关系外，还加上了西方列强的因素，因此显得更加复杂。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屡战屡败而不思改变。日本则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开放的现代国家之路。早在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伊始，就将对外扩张定为国策，声称“日本乃万国之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重臣之一的参议兼外务卿副岛种臣对明治天皇的国策有详细的说明。他在《大陆进出意见》中写道：“日本四周环海，若以海军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岛国之境，则永远难免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欲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此非师出无名，依靠战争使国家强盛，系保国家独立之道，亦系对君主尽忠之义，故必须认为此乃国家之正理。”
日本就是在这种大陆政策指引下，再次走上对外扩张之路。首先于1874年发兵侵入台湾。日本对台湾是觊觎已久，日本间谍成富清风在他的间谍报告《台湾地方觉书》中说：“台湾岛位于琉球番之南，实吾皇国之门户也。如果该门户不能坚守，出则无法控制西南各国，入则无法捍卫皇国。昔者九洲边境之民，据此岛而西窥闽粤，南通吕宋及西南各岛屿，故欲将国威向外宣扬，占据此岛始可指挥西南各国。盖欧美各国之船舶，来往亚洲者，无不经过此一门户，而经过者必垂涎欲滴。如今该地惟三分之一属于清朝，而岛上欧美居民却不少，且皆在觊觎台湾，卧榻之侧，岂容酣睡。……展缓一日则失一日之良机，惟仰乞尽速决定开辟台湾之议。”
日军是以1871年12月台湾原居民杀死琉球失事船员一事为借口而出兵的。出兵过程中得到了美国驻日公使德朗的大力帮助，德朗向日本方面介绍了1867年美国出兵台湾的经验，同时还向日方推荐十分熟悉台湾事务刚刚卸任的美驻厦门领事李让礼到日方做顾问。德朗为什么这样做，他在给时任国务卿费雪的报告中是这样解释的：“故惟有设法鼓动日本政府于行动中彻底舍弃闭关主义，疏远中国和朝鲜，或与两国对立，从而成为西方的同盟国。此时正是施展联日政策的难得机会，即使是采取战争手段，也可以将日本垂涎已久的台湾和朝鲜地区置于一个同情西方诸国的日本之下，借以消除对各国商务之危害，并弥平日本内部动乱或内战危机，以增进美国在日本的利益。”李让礼更是不负德朗所托，先后向副岛种臣提供了第一号至第六号备忘录，为日军侵台之外交、军事各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1874年4月初，日本政府任命西乡从道陆军中将兼台湾蕃地事务都督大隈重信为台湾事务总裁，李让礼为台湾蕃地事务局准二等官。4月27日晚，第一支侵台部队自长崎出发，日本的侵台战争由此开始。
此次侵台，日本政府是以殖民局名义发布命令书，征台日军除常备军外还包括由失业健壮青年组成的殖民兵，他们没有服役期限，视其后情况和命令移民，另外还包括和尚、从军记者以及供应军用品的500名各行业工匠。此外，侵台日军带有182种西洋植物。可见日本侵台计划之周密及占领台湾之野心。
日本发动的这场侵台战争，原期轻易取胜进而达到长期占领台湾的目的，但并未如愿。日军因疾病流行减员六分之一，且军费开支也超过预算近20倍，致使国内反对声大起。同时，清军在钦差大臣沈葆桢的调度下，正在积极渡海并向恒春集结，数量上也超过日军。日本见军事冒险无法得手，便转而进行外交讹诈。于是，日本派大久保利通参议兼内务大臣来华活动，于1874年10月31日，中日双方议定《中日北京条约》，我国同意给银50万两（10万两为抚恤金，40万两为修路及建房费），同年12月3日日军尽数撤离台湾恒春。
当时的中兴名臣文祥对日本侵台一事说道：“现在日本借端启衅，欲肆侵吞，已有不能敷衍之势，且彼与中国最近，使其得志台湾，将来之患愈不可问。”而日本时任大藏卿大隈重信在其《开国大势史》中则说：“不但清廷承认琉球人为日本居民琉球群岛为日本的领土，且使各外国认识日本的兵力，再加上美法两国，自幕府末年迫害外国人以来，即驻兵横滨，现亦因而撤退，故在明治外交史上，所受间接的利益是很大的。”
直到甲午战争前夜，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都远远高于日本，但甲午前上述两次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中国政府抵抗起来都显得非常吃力，这原因不能不引人深思。
日本从丰臣秀吉的“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川尽化我俗”，到明治天皇睦仁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其对外扩张的国策是一脉相承的，矛头就是指向中国和朝鲜。面对这样一个以征服中国为目的邻居，中国的明清两代王朝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雷海宗先生说：“帝制的专制程度到明代日益深刻，秦汉所创的制度，在坏的方面也可以说已发展到逻辑的尽头。皇帝现在根本不承认一般臣民人格的存在。明初对文人尤其是功臣的极量屠戮更是千古未有的惨案。只有一个已经堕入难以自拔深渊的民族能够想象同时又能容忍这种方法。八股文已使人才难以产生，国家对一些或真或假的人才与他们的家族又想尽办法去摧残或屠杀，这是一个民族与文化的自杀行动。”
满清取代朱明以后，在深化皇权及八股取士上一概继承明制。作为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满清君王为了钳制士大夫的思想，制造了更多的文字狱，直至整个思想界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反观日本，自丰臣秀吉削平国内争乱后，日本的制度典章建设逐步完善，各个藩国在德川幕府统治下展开了文治武功的竞争，凡有真才实学者各地都争相聘请，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先秦时代。日本社会的中坚力量武士们一面学剑，一面读书；不精于击剑不能算好武士，没学问被人看不起也没有升迁的机会。所以日本武士是一个很有活力的阶层。而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士大夫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压迫下埋头于八股文中，思想进一步僵化，视野越来越小，最终成为一群不谙世事的祿蠹。中日两国这种政治上的差异，不能不说是形成上述两次战争局面的深层原因。
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时，当时由于没有西方列强，所以是中朝两个打日本一个。1874年日本侵台时则是西方列强在背后支持日本，变成了几个打中国一个。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的中国依然推行闭关政策，而日本推行的是开放政策，全面向西方学习，由此而引起的文明的冲突；二是中国的国土及人口远大于日本，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列强怕中国强盛起来对其构成威胁，有意扶持日本以制衡中国。
中华民族要自立于这个世界，对世界格局尤其对周边国家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狂妄自大不好，妄自菲薄更有害。想当初，日军侵台时，中国完全有可能以优势兵力将日军击溃乃至歼灭，清政府因为惧怕与外国的战争而没有这样做；其后在大久保利通来华进行外交讹诈时，清政府如果据理力争不签《北京条约》，也就陷日本政府于内外交困中。签订《北京条约》充分暴露出清政府的懦弱昏聩。对签约一事，李鸿章认为“未免微失优柔，稍损国体，渐长寇志”。清政府在处理日军侵台一事上，于所有应对策略中选择了最下策。清政府既昧于世界形势又不能知己知彼，以致给日本可乘之机，实在是长了日寇的志气，也使得日本人更加看不起中国。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每当中国处于一个历史敏感时刻，日本就会向中国出手。1874年侵台，中国正忙于平定阿古柏入侵南疆；1894年甲午，中国正忙于给慈禧做六十大寿；1937年7月，正是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经济上大有长进之时”；1970年日本首次公开主张对钓鱼岛拥有主权，正是中美准备恢复接触而台湾则在为联合国席位操心之时。现在，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以及实施新安保法，正是百年来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正在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
日本人做过我们的学生，也做过我们的老师。日本人对中国是有很深的了解的，而国人对日本却鲜有透彻的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隐忧。中日之间作为搬不走的邻居，注定要永远相处下去，我们只有真正了解日本，才能在与之交往中不上当受骗，否则吃亏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如西方外交官所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永恒的只有国家利益。这国家利益是要靠实力去争取的。这实力不仅包括经济总量，武器装备等硬件，也包括民心、民意等软件。只要我们努力将自己的事做好，万众一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日本就不敢再生觊觎之心。
（作者为沌口支部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