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启示录
□ 简兆麟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以后，武汉成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及实际上的战时首都。扬言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的日本，认为“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 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已调驻中国，逾16个师团，一场大战不可避免。由郑律成谱曲、沙旅?尔东作词的《保卫大武汉》这样写道：“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飞迸在长江，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我们要坚决保卫她，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抗日的战线，用我们无穷的威力，保卫大武汉！”此前，由周恩来亲自撰写的同名社论已刋登在《新华日报》上。保卫大武汉，不仅已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特别是苏联的殷切期盼。武汉会战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它注定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
1938年6月l2日，日军攻陷安庆，为大举进犯武汉建立了补给基地，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日军由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大将指挥，所属第ll军、第2军、直属兵团和航空兵团，共14个师团、三个独立旅团、5个航空团、140余艘舰艇，计40余万兵力，负责对武汉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6日中旬制订了保卫武汉计划，主要有：在武汉外围布置主力军，利用鄱阳湖及大别山之地障与长江两岸之丘陵、湖沼作持久之战。特别把重点放在外翼，争取行动上的自由，预期可与敌人的主力作战四至六个月，予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蒋介石亲任作战总指挥，调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和海空各一部，共约130个师、100余万人，沿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组织防御，准备进行持久作战。
1938年10月23日广州失陷，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时武汉的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骨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10月24日，蒋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日军于25至27日先后占领汉口、武昌、汉阳。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是抗战初期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最著名的战役。也是中国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战役。中国军民在数千公里的战场上，在皖赣豫鄂四省广大的交战地区，英勇抗敌、前仆后继，付出了重大代价，作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武汉会战我军伤亡和失散达60万人。日本侵略军伤亡、失踪和被俘达20万人。万家岭大捷，日106师团万余人几被全歼，仅师团长松浦淳六郎等百余人侥幸逃脱。我方除128师因作战不力被取消番号，并无整师溃亡的记载。更重要在于日军遭遇了一次战略上的惨败，其速战速决、先支那再东南亚、太平洋的战略被彻底粉碎，是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失败的转折点。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由战略防御转移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曾预见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将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武汉会战为这个论断作了强有力的印证。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一些著名战役如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比，武汉会战毫不逊色并有着自已的显著特色，值得后人铭记并作深入探讨。
武汉会战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全方位表现的舞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理论、形象日益深入人心，指引中国人民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决心。共产党的理论、主张、方针，通过声势浩大、形式丰富多彩的强有力的宣传，武装了民众的思想，也被许多国民党士兵与军官所接受。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强调：我们惟一的政治、外交、经济的中心应在武汉,武汉决不容再失，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并说武汉重心不致动摇，国家民族才有保障，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周恩来从陈诚的一篇文章中获知这一消息，在珞珈山向蒋介石转达了中共方面对保卫大武汉的战略设想，强调说：我们认为，保卫武汉的目的，一方面是消耗敌人，一方面在争取时间，便于在全国工作有进步，不在于死守据点。如果战况到了确实不利于我而放弃武汉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实力为主。因此应避免大的不利于我的决战。6月，周恩来送蒋介石一本《论持久战》，说：这是毛泽东的近作，请蒋先生斧正。蒋介石说，我看过了，还是白崇禧拿给我的，他倒是推崇备至哟。我也赞成，我归纳为两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显然，国民党吸纳了中共有关持久战的战略主张，整个会战的部署及实施，其战略战术较前无疑有了重大改变。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说：持久战将从武汉保卫战肇始，成败利钝非所逆料，尽心是第一位的。纵令武汉将来有不保之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之毫末。另一个典型事例是，军事委员会是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帅机关，它本来并没有政治部。1937年10月，周恩来撰写的《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指出政治工作是民族革命的生命线，介绍、总结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能动作用，对最高军事当局有较大触动。1938年1月17日公布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中规定，军委会内恢复设置政治部。极受蒋介石信任的陈诚被任政治部长，周恩来、国民党左派人士黄琪翔任副部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任秘书长。政治部下属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主管文化宣传。来自湖南的第70军军长兼19师师长李觉，特聘共产党人陈希周、朱江赋、进步人士马子谷等，在军干部训练班担任政治教官。并由陈、朱多次率文工团到各旅、团进行讲演宣传。70军在会战中打得极为英勇顽强，许多壮烈事迹催人泪下。19师坚守庐山西侧40余日，撤出阵地时只剩八百余人。就连当年夏天新接受改编的新五军孙殿英，也招聘了张逢溪、张沅一批共产党人、进步青年，组建了一个七、八十人的军部宣传队，专做部队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政治部第三厅把当时流亡武汉的优秀文化人才集中一起，时称“名流内阁”，对全国的抗日宣传、抗战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该时期政治思想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力量，使武汉会战成为国共两党精诚合作、共同挽救民族危亡的经典战役。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日本法西斯进犯中国，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一再敦促中共改变战略部署，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使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成为可能。1937年8月洛川会议，毛泽东指出：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共产党人娴熟地灵活地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合在抗日救亡、反对法西斯侵略、统治的旗帜之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中共长江局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同志，广泛地在军界、政界、文化界、工人、学生中作了大量工作。在八办的接待室里，许多来访的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就是从这里转介到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和革命根据地的，仅38年的5至8月，通过八办输送到延安的青年就有八百多人。中共与党外进步人士联合举办了河南鸡公山干部培训班、湖北应城汤池合作事业训练班，为革命根据地与新四军培养了大批骨干。就连逃难的孤儿，阵亡将士的子女，也有蒋夫人宋美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等发起成立、邓颖超等积极参与的战时慈幼院予以搜救、收容。苏联派出的军事顾问、苏联航空志愿队和大批飞行员先后抵达武汉。白求恩、柯棣华，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在中共代表的接待、介绍下，经武汉辗转去往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大大拓展了统战工作的范围，将武汉会战提升为世界反法西斯经典战役。会战期间，周恩来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返汉时带来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即使仅仅作为一种客套与礼节来读这些文字，也可感受到统一战线所折射的那种凝聚力，以及彼此容纳的巨大的道德力量。武汉会战是整个抗日战争国共再次合作的最佳时期。
武汉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特大城市，在武汉会战期间，无论是外围作战国军将士所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气概，还是城市工厂、学校内迁所展示的顾全大局、勇于牺牲的家国情怀，都是这个城市精神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极为动荡、喧嚣的时期，以38年元月创刊的《新华日报》为代表，武汉的报纸、政治、文化期刊达190余种，全国文化界十大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最高端的空战在武汉的天空书写了悲壮与辉煌，乃至抗战宣传周、七七献金活动无数小人物所凸显的爱国情操，无不极大地丰富了这个城市的精神内质、文化内涵及历史积淀。特别是共产党人、诸多爱国人士在这个舞台上的展示，应该成为这座城市宝贵的精神财富。新四军得以成立真是个奇迹，第一次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毕竟是一种进步，以及陈诚、宋美龄、冯玉祥、白崇禧等许多军政人物在民族大义、武汉抗战精神展示过程中的那种复杂性，使这个城市的历史更加厚重，更富有内涵，使武汉会战在非物质文化方面甚至比辛亥武昌首义有着更大的容量、更多的特点、更广泛的资源。
希望将来在纪念武汉会战80周年的时候，一切都有着更深入的探讨与诠释。
(作者为洪山民革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