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民革的情缘
□ 高树英
生命不应该是一个过路的游客,而是熠熠生辉的星星,生命中每一个年轮都有他不失风光的地方,留下自己的一段故事,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决策都会改变和影响一个人的未来。
要提起我和民革的情缘,还要从1986年说起。先父是四川军阀29军军长邓锡侯的下属,1949年9月,四川的几位大军阀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在四川彭县(现彭洲)率部起义,成都和平解放,解放军顺利地进入成都,四川的老百姓免遭战争带来的灾难。解放后,邓锡侯还曾担任过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6年我父亲因病逝世,随着时光的逝去,我们兄妹几人都已长大成人,各奔西东。我于1973年最后在武汉安家落户,终于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搬迁生活。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逐渐走向好转,人民的生活也在不断改善,心情也从文化革命期间的紧张状态而变得轻松,社会秩序有了好转,各项政策法规也逐渐恢复和走向正轨。1986年夏天,这是我第三次踏上回到阔别二十几年的故乡——成都,成都是我的出生地,在成都我度过天真无暇的童年和青春妩媚的十几年学生时代,回乡是我多年的梦想,成都的建设和繁华似锦,特别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片片充满活力、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令我振奋和感慨。
回到家乡的第三天,四川省委统战部以及法院的有关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解放后由于我们搬了几次家,我们兄妹又大都不在成都,妈妈也七、八十岁了,过去的老邻居也都相继搬迁,很多人都不认识我。解放成都时,我只有八、九岁,记忆很模糊,只有通过妈妈的一些点滴回忆,通过1949年9月在四川彭县(现已改为彭洲)我父亲所属部队起义时的健在者的讲述,以及我大姐的记忆(当时她已十八岁了),同时我还走访了四川黄埔同学会的一些认识我父亲的老人,根据以上的资料,我写好了父亲1949年9月随军起义的情况报告,呈报给了四川省委统战部和法院。经过当地政府、法院的调查、甄别、查找有关档案、走访等等,历经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搞清了事实,给我父亲颁发了起义证。当我拿到父亲的起义证书时,我不知是喜悦还是难过,不过随着时光的流失,一切都过去了,但我依然由衷地感谢共产党、法院和四川省委统战部和有关部门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了我父亲一个公道,也满足了我们兄妹的一个心愿。
回到武汉后,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原六支部的老主委黄太国,后来他调到煤炭支部任主委(几年前他已去世)。根据我的情况,他介绍我加入了民革,被分配到武昌民革六支部。我记得当时武昌区民革的办公室在武昌自由路,区民革的负责人李修鲁、李凡等等,他们的热情、和善至今还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在区工委会的信任和鼓励下,我担任了六支部的宣传委员、组织委员,以及副主委等职,我还曾被推选为武昌区第九届区人大代表,我很珍惜为民革和六支部同志们服务和出力的机会。
对于一个人来说,二十五年不算太长,但也不算太短,人生又有几个二十五年?加入民革时我四十八岁,现在武昌民革六支部的老人已经不多了,现剩下来的也不过四、五人了,我是其中的一员。我经历了四位主委,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对支部工作的投入,以及大公无私的奉献使我感到由衷地敬佩。岁月如歌,我们六支部已度过了25个寒暑,由最初的十几个党员,发展到25位党员,在支部成员中40岁以下的有三人,大专学历以上的占98%,年轻人的热情,旺盛的精力,谈吐风趣,信息的快节奏给我们支部带来了欢乐,也增强我们党员的洞察能力,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支部多次被评为区民革先进支部,也还被评为过省民革、市民革先进支部。我们支部还有9位同志曾经担任过区、市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和区人大代表等职。几位支委都任劳任怨,为支部党员排忧解难,如主委万志方因为他还在职,经常出差,我们每次过组织生活,即使他赶不回来参加组织生活,他也是总会事先和我通气,商量支部的工作、支部组织生活的安排事宜等等,在这二十几年担任支委工作中,我能为大家做点实事,奉献一点才智而感到欣慰和快乐。
“民革”是我的家,我只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在这个充满和睦、友善的大家庭里,来自不同岗位的兄弟姐妹们会聚在一起,传递了很多新鲜的信息,也让我从中学习到很多知识,大家在一起畅所欲言,毫无拘束。由于民革的同志来自不同的单位,住地也比较分散,有的人年老多病,行动不便,但民革的领导并没有遗忘这部分群体,每逢节日,如端午节、重阳节等,工委会都要组织这些老人们聚在一起,说说心里话,互通信息,有时候,春暖花开时,还组织大家到郊外走走,赏悦乡间的花花草草,分享大自然的风光,我很珍惜这种时光。二十五年来,在这个温馨的大家里,我感到充实和愉快,同时也让我结识了很多学识渊博、谈吐风趣的朋友。虽然有的朋友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但他们留下的文章和智慧至今仍然令我敬佩。如我们支部的蔡世驹同志,他对历史和古文化的研究,以及孜孜不倦的追索精神,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还有支部老人高逸群同志,他思维敏捷的洞察力以及他的书法,在我看来他是位难得的人才。2002年在我搬迁新居时,高逸群老人还赠送我一个匾“珍爱今生”,现在依然挂在我的客厅里。
加入民革使我有缘结识几位黄埔老人,至今我还保存了和黄埔老人的合影,如李修鲁、李长云等,很可惜见证一段历史的老人们都离我而去,对于他们的离去,我很惋惜,也很无奈。
民革组织是一个充满自信、祥和的大家庭,二十五年来,她带给了我快乐,也给我提供了敞开心扉的平台。目前我是武昌区几个支部中年龄最大的支委,原来和我共事的支委都因身患疾病或年纪偏大而退了下来,而我还能有机会为支部做点事情、出点力而深感荣幸。我热爱这个大家庭,同时我也很珍爱这个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在我的有生之年,决不会辜负民革对我的信任和期望。(作者为武昌民革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