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办事何时不再求人
□ 肖作进
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民建陕西省委会副主委周新生的发言引起了代表们的热议和共鸣，他发言的题目是“努力让国人办事不求人”，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都会深有感触。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人办事求人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势。记得文化大革命前，中国人办事并没有求人的习惯，大家办各种事情如转户口、入学、看病等都是依规章按制度，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人们对拉关系走后门持排斥态度，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很不光彩的事情。记得我上小学的年代，各家小孩严格划片就近入学，没有择校这个概念，更没有人为让自己的孩子上好学校而改年龄或迁假户口的现象。那时社会上有一种民办小学，是作为公办小学的补充，如果某片区入学儿童超员，公办小学消化不了，就有一部分学生得进民办小学。不过民办小学条件较差，上课租用民房，体育课则在马路边进行，学生还得自带小板凳。我入学时虽然有幸进了公办小学，但我所在的学校里就有老师的孩子在民办小学里读书。如果按照现在的思维，父母在学校工作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的孩子进公办学校读书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透过这件小事，当时人们遵规守纪的社会风气可见一斑。大约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造成物资紧缺，一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资需求，通过找熟人帮忙获得比别人更多的物质利益，而当时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运动中还兼批“走后门”。随着“走后门”这个词在媒体上出现的频度不断增加，尽管是应当批判的行为，许多人也慢慢从中尝到了甜头，“走后门”之风渐渐风靡全国，到今天已形成凡事必求人的思维定势，上至各省市建立驻京办事处专事跑关系走后门，下到百姓入学看病转户口无不靠找熟人帮忙。
办事求人“走后门”与当前推行依法治国的方针是相悖的，办事理应依章程按制度，况且现在物资比起文化大革命来已大为丰富，为何“走后门”之风却更甚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所致：一是人们的价值观发生改变；二是相关制度有寻租空间；三是人们之间产生不信任感。
先说风气问题，很多年前人们办事为什么不需要求人呢，因为制度被严格执行，那时的规章制度虽然不如现在这么完善齐全，但具有可操作性，规定得很具体，比如夫妻分居多少年户口可转到一起，孩子的户口该上在哪里，制度上规定得明明白白，大家都在主观上自觉遵守，谁都没有想去违反它而搞一个例外，因此没有必要求人，求人也没有用。现在制度似乎更全面更完善了，但可塑性很大。一些本来按制度不能办的事可以走变通的途径办成，具体经办人就有很大的裁量权，有些事情本该办理的，经办人可以找出许多理由不给你办，反之不该办的事情又可以找出许多理由给你办好。这就要靠拉关系、“走后门”，金钱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久而久之手中掌握一定权力的经办人就悟出了以权谋私的门道来，不给钱不办事形成风气，一些原先对求人“走后门”持排斥态度的人看到别人得到利益，也只好屈从跟风，结果就成了今天凡事必求人的局面。
说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行，拜金主义在我国越来越盛行，使人们对金钱的信赖超过了对人的信任。上自官员下到百姓，一切向钱看不再是不光彩的事了，而是值得炫耀的资本，谁都想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点利益，大家都这样，原本很正直很善良的人也难抵挡诱惑。在这种背景下，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信任可言，但事情还得办，于是人们为了找到心理慰藉，办事找个熟人放心一些。当然找了熟人花钱也还是必不可少的，因害怕不熟的人会收了钱瞎办事，一些人有事只得千方百计套近乎拉关系找熟人办。不过现在社会上宰熟现象也逐渐盛行，今后办事求人的形式还不知道如何演变，这都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缺失惹的祸。前面提到的发言者周新生谈到，虽然他本人对办事求人深恶痛绝，但在这种大环境下自己也不能独善其身，他的亲属到医院看病还得给医生送红包，因为别人都送你不送担心医生不认真给你看病，只好随波逐流。
当前办事求人的风气不是短时间形成的，要改变它也并非一朝一夕，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深入推行，相信这种现状会逐步改观。在法制健全的国家里，公民办事是不用拉关系求人的，一切按法律和制度办。一些国人之所以要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到国外，并不是那里的物质条件比我国好多少，看重的恰恰就是那里的环境和氛围，希望下一代不再为办事求人而劳神费力。我还曾经听说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中国公民到欧洲某国旅游，在排队通关时看到等待的人太多，希望通关工作人员动作能快一点，按照自己的思维套近乎向其赠送了一件礼品。但这一非常行为引起工作人员的警觉，按照他的思维定势认定此人必携有违法物品，于是悄悄报警。警方对其进行反复彻底的搜查，结果反而花费了很长时间，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和尴尬。试想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人们都自觉遵守制度，还有谁愿意大费周折拉关系求人呢？但愿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会是这样。（作者为武昌民革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