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余光中先生的批评
□ 官之端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大陆，但传承在台湾。”
“大陆一般人的中文越来越差。”
——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诗界泰斗余光中先生的这首《乡愁》很多人从小就熟读，在心里体味着作者思乡的淡淡忧伤。就是这位如今已是80多岁高龄的诗人，始终热切关注着大陆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他所熟悉的文化方面的发展状况。他曾在高雄的家中接受《环球时报》一位记者的采访，其中就有对大陆文化方面的上述评价。
起初余光中先生并没有如此直白地批评，而是说得相当委婉。他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大陆，但传承在台湾。”这其实已经在批评大陆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的不足了。但他又说：“现在大陆也开始提倡儒家文化，派出孔子学院，或者领导人都引用一点古诗，民间多一点文学活动……大陆是应该可以恢复传统文化并做得更好的。”随着记者提问的尖锐，特别是问到“如今您觉得中文在变好还是变坏”时，余光中先生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一些作家或学者笔下是进步了，可是一般人的中文是越来越差。”
您如何看待余光中先生的批评？我的观点非常明确。首先，批评得对。大陆一般人的中文越来越差，我们自己也有同感。著名作家王蒙表示，当下我国的汉语语言使用处于无序状态，已经成为影响一代中国人文化素质的大事。《半月谈内部版》刊登记者稿指出，汉语使用混乱由局部蔓延到整体。海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授仲冬梅谈到，她从2005年开始给本科大三学生讲授古代汉语，从学生的论文、电子邮件、平时的短信往来看，2007年以后的学生汉语表达能力明显比前几届差很多，文字表达不规范、不完整，病句、错句、歧义的现象层出不穷，经常张冠李戴、错字连篇。我自己教《大学语文》也有体会。“说”还好，一“写”就露怯。至于“提笔忘字”、“失写症”这样的现象已受到普遍关注。国产电影电视剧中的字幕、配音，没有打字、读音错误的太少。过去是无错不成书，现在又无错不成影视。上海有个刊物《咬文嚼字》，过去知道的人不多，现在空前红火，因为随便从文化名人的著作里就可以找到一大堆语病。至于普通老百姓的错字病句，这个被誉为“语文啄木鸟”的刊物根本顾不上关心。几年前故宫博物院锦旗上的“撼”事，早就成了中外笑谈，大概是错别字的顶尖例证吧，连故宫的锦旗上几个字都写错，何谈其余呢？
“中文越来越差”还可以从春联文化没落见分晓。《扬子晚报》2月18日刊登殷国安的文章说浏阳某医院出现“生意兴隆”、“开业大吉”等横幅，他顿时无语了！春联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关于春联的故事可谓车载斗量。“但愿世间人无病，哪怕柜上药生尘”才是医院的对联；“新事业从头做起，旧世界一手推平”，一看就知道是理发店的春联；“神州到处有亲人，不论生地熟地；春风来时尽著花，但闻藿香木香”，一听就知道是中药店。难一点的有“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读书多的人就知道这户人家姓周，因为对联内容说的是“周亚夫军细柳”的故事。2004年高考语文试卷中出现春联试题，都是五言，都是3分，绝大多数考生得零分，因为他们很少关注它。戏剧家魏明伦曾说：“现在的春联都是顺口溜，有时连顺口溜也做不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送医院的贺联才写成“生意兴隆”、“开业大吉”，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中文越来越差”还表现在翻译水平下滑。现在世界名著大量出版，购买时可千万小心，否则买到翻译蹩脚的作品会让人大呼上当的。《文汇报》曾报道，上海紧缺人才培训中心的专家告诉记者，每年的高级口译考试，总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因为中文功底太差而落第。“富贵不能淫”被译成“要富有，不要性感”，已经让人啼笑皆非；而“人之初，性本善”，居然被译成为“人之初，性都是很美好的”，简直让人无语。“血肉长城”不知“长城”为专有名词，竟然译出了“猪肉”的单词，实在让人有些悲凉。从中学到大学，学生花大量时间攻读英语，但母语太差，哪里还会有好的翻译。当年章含之给周总理当翻译，因为“越俎代庖”一成语翻译不出来，至今还撰文表达无地自容的羞愧。现在的翻译水平不是让人发笑，而是让人背后发凉，难道不是吗？
研究生水平也在下降。武昌是高校云集的地方。“走到街道口，硕士多如狗；来到关山口，博士满街走”，说的是如今研究生多。但水平下降的苦涩例子在高校、科研院所真是不胜枚举。北大中文系孔庆东教授年年参加考研阅卷，他有篇《那些报考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的朋友》的文章中，列举了五花八门的错误答案，让人笑破肚皮，对考研水平的诟病已经铺天盖地，举例就不必了。
由此看来，余光中先生的批评是不是非常正确、符合实际呢？
其次，这么直白的批评非常稀缺、难得。远的不说，从1957年“反右”，55万知识分子因言获罪，被批斗被迫害，降职降薪下放改造，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大革文化的命，一场连一场的惨烈斗争撕裂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知识分子以及有话语权的人学会了缄默不语，听惯了假话空话。王小波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更不可能痛快陈辞。一旦见到余光中先生如此直白的、透亮透亮的批评，如同一股清爽的风吹进了心田，格外舒畅，格外警醒，尽管是批评的话。
第三，批评是善意的。他已经是耄耋之年，还一如既往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关怀着大陆故乡的进步，期待着大陆文化的繁荣。他的批评如同当年闻一多《死水》中的感情，不同于一部分对大陆一贯仇视、恶毒诅咒的人，比如美国的杰克·伦敦那样的人。青年时代读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马丁·伊登》等，很喜欢他的文笔和猎奇故事。再加上列宁临终之前还在听夫人读杰克·伦敦的小说，所以不知道他反华。晚年阅读面扩大了，才知道杰克·伦敦是一贯仇视、丑化中国人的一个作家。他曾是“中国威胁论”的最早提出者，他的小说《中国佬》、《空前绝后的入侵》以及其他涉及中国海外移民题材的《白与黄》、《黄丝帕》等，不吝笔墨污蔑中国是“劣等民族”，是对欧美白人世界构成威胁的“黄祸”，必须对之实施“种族灭绝”世界才能实现和平。尤其是他的《中国佬》，将华工描绘成奴性十足、愚昧丑陋、冥顽不化、不可理喻的地球“劣等人”典型。杰克·伦敦长久以来被视为“进步作家”、“美国的高尔基”，高中语文教材中曾经节选过《热爱生命》的部分章节，后来被删除了。杰克·伦敦的态度是彻头彻尾的恶毒攻击、极端敌视，而余光中先生的批评却是捧出一颗赤子之心，是真诚善意的。
以上三点就是我的看法。早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就有“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的古训，《红楼梦》中有“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警策之言。明明自己头上生着疮疤而不许人家说“癞”，不许人家说“疤”、“亮”、“灯”、“烛”，那是鲁迅先生笔下阿Q的做派，听得起逆耳之言才是内心强大的表现。回顾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努力，那是有目共睹的。增加教育经费，成立专门班子，改革高考制度，编制中长期教育规划，高考英语降温，大力兴办振兴国学的各种活动，为全民读书立法……2013年秋季，引进台湾中学语文教材在大陆30所学校试点（武汉有一所），2013年暑假开始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在中央台黄金时段播放，收视率节节攀升，影响持续发酵。现在不少大学也在搞汉字听写比赛，上海、武汉部分高校率先行动。2014年冯氏春晚，文化元素精彩纷呈；正月十五元宵猜谜比赛，又掀高潮。这一切的努力都在弥补文化建设上的短板。截至目前成效几许，在我看来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点一点做起来。我相信，只要看准方向、大胆尝试、努力去做，余光中先生的批评会收到意想的效果。我们不仅要有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一定还会有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作者为洪山民革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