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 家
□ 陈秀珍
对于中国人来说，搬家是一件大事。
祖母一生未搬过家，从她十九岁嫁到陈家来，直至七十九岁去世，六十年一直居住在老屋。在老屋里，祖母养育着一群儿女，守望着一年只能回家探亲两次的我的祖父，那真是一个“坚守”。
母亲是不到十七岁时，被一顶大花轿接到陈家老屋的，那年刚刚解放。母亲去世时只有六十七岁，在陈家生活了五十年。在这五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母亲随着父亲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年月。母亲在世时，埋怨父亲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跟你一生福享得不多，逃难倒不少。”母亲说的“逃难”指的就是“搬家”。是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兄妹随着父亲母亲没少搬家。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搬家次数多并不是什么坏事，虽然说不上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但确实是增长了不少见识。
我的第一次搬家是在1980年9月，学校开学了，我带着不满半岁的儿子搬家到学校。严格说来，那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搬家。因为住房是学校书记和校长办公室腾出的半间，不足六个平方，只能放一张床，一张桌，外加儿子的摇窝和尿布。房间虽然很小，可在这个房子里，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我内心里生出了很多的快乐和希望。
第二次搬家，那是1982年，儿子两岁了，我调入一个有幼儿园的学校。我的家就由学校领导安排在一排平房的西头一个十四平方的房子里，别小看只有十四平方，比起那个六平方的房间来说，已扩大了一倍还多。除了日常必需的家具外，我还在房间摆放了一对单人沙发，美中不足的是，这对沙发不能并列安放，只能让它俩面对面各占一角，它们也只能彼此对视，偶送秋波了。彩色电视和收录机也没有合理的位子摆放，只能委屈电视在橱柜里过夜，收录机在饭桌上高歌。
在这个十四平方的房子里，我的儿子从上幼儿园长大到可以背着书包上学了。就在儿子上学的那个初冬，我有幸和学校里的骨干教师们一起分得了新宿舍楼里的一套两居室住房，面积是十四平方的四倍。搬到这个宽敞的房子里，我家的家具显得很孤单，为了让房子的功能得到充分利用，我家添置了双缸洗衣机，有了洗衣机，我洗衣的一双手终获解放。第二年，又添置了冰箱，接着用上了煤气灶。不过，在我的内心里有个“三大件”的目标，那就是空调音响和热水器。那时还不敢想有电话，因为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电话是权力的象征，我只想做个小老百姓，所以电话对于我来说太遥远了。
后来，我居然用上了电话。那是在1996年，也就是我带着儿子，经过第四次搬家，来到洪山区长虹中学的第二年，赶上了教师节的优惠活动，我花了近三千元安装了一部座机，虽然花去我几个月的工资，但想到是优惠，还是觉得占了不小的便宜，而且在内心里自然产生了些许做人民教师的自豪感。
当我还沉浸在这种自豪感之中时，一晃又过了三年，区教委为教师办了一件大实事，那就是在北港和鲁巷兴建教师小区。当时的北港，由于地处南湖之滨，满眼荷叶，花香四溢，好一派水乡风光，看到眼前的美丽景色，我决定在此购房。在人们争抢鲁巷小区的房子时，我第一个点要了北港的一套三室两厅的住房。我购得的这套房子，面积是我以前住过的所有房子面积的总和。虽然，房价在现在看来不是很贵，但是，对于拿固定工资的我来说，买套房子还是不容易的。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我在第五次搬家后，住上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了这套住房，我以前那个“三大件”的目标也实现了。在这里，我和我的同事们迎着朝霞上班，伴着夕阳回家，说说笑笑，度过每一个有收获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有一种叶落归根的感觉，心里感到踏实；在这里，我将享受着安稳的晚年，来一个真正的夕阳红。
儿子也近而立之年，他随我一路走来，由一个小肉球球长成大男子汉，现在，他已在他的新房子里拥着他的新婚妻子过着甜蜜的生活。不过，他们的二人世界不久就会被我即将出生的小孙孙改变成三人世界。
说到即将出生的小孙孙，我感到无限欣慰。我欣慰的是，小孙孙这代人，不会像我的祖母那样一生一世“坚守”着一个屋子，也不会像我的母亲那样过着动荡的生活四处“逃难”，他们如有搬家之事，也一定会像他们的奶奶一样，在搬家中感受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享受着人生的快乐和生活的幸福。因为，他们正赶上了我们伟大祖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愿我的小孙孙们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和美丽的家。（作者为洪山民革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