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莫言获奖改变了什么
莫言获奖的消息一出，全国各地所有莫言的书统统脱销。很快所有的作品都大量再版，多家出版社各种版本的莫言作品一时又变为滞销、降价、甩卖……喧嚣总会沉寂，发酵终将持续。莫言获奖改变不了国人不读书的习惯，赶时髦、追时尚、三分钟热度捂不热枕边任何一部作品中。尽管莫言的话题也曾推动了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争论，是难得一见的好现象，但在我看来这改变不了什么。最大的改变是改变了某些国外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重树了国人对当代文学的文化自信。
改变最直接的是德国汉学家顾彬，这个莫言的持续批评者的看法。他的话曾经在三、四年时间内让包括我在内的文学爱好者困惑、苦恼。
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是德国伯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他曾批评“中国当代小说都是二流通俗作品”，这对于特别在乎外国人观点的中国文坛影响很深。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成为德方安排的主宾国，有120多部中文作品译成德文，是过去的8倍之多。但汉学家顾彬却说中国的当代文学“庸俗”、“语言不好”、“作品是垃圾”……他说莫言的作品，“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用的是18世纪末的写作风格”等等。尽管这时候莫言已经写出不少长篇、短篇、散文、论文，在瑞典、在日本等许多国家都获得好评，连台湾也多次邀请他驻台北作“驻市作家”。在日本居然还有一道点心叫“莫言馒头”，可见莫言的知名度之高，可顾彬仍称“落伍”、“二流作家”等等。
不久，“德国60年纵横谈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外语学院举行，在与会的德国学者眼中，中国当代文学虽不能说“不值一文”，但其批判性确实“差口气”。参加过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的德国汉学家阿克曼在研讨会上完全赞同顾彬的观点，说德国人喜欢中国古代文学，也喜欢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至于当代文学嘛，“庸俗”、“在德国没人看”。
尽管武汉大学昌切教授在研讨会上有针锋相对的辩驳，但面对强大的贬斥声，发言却显得自信不足、苍白无力。
怎么评价当代文学的创作成绩？有庸俗、恶俗、媚俗之作这可以接受；有“垃圾文学”、“流氓文学”也可以接受；但都是“二流货”、“没人看”、“垃圾”的断语让人难以理解。读着那么多勤奋优秀作家的各种作品，如余华、闫连科、毕飞宇、迟子建、王安忆、韩少功、张杭杭、刘震云、贾平凹、张承志、舒婷、铁凝、张炜等等，还有早逝的海子、王小波的作品，你能说都是“二流货”、“垃圾”吗？这的确让人苦恼、纠结。
莫言获奖当天，10月12日，德国之声采访顾彬，顾彬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然而，三天之后《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他时，顾彬完全放弃了自己对莫言的批评，并说：“无论如何，我最近不得不思考我自己的价值观，我的标准等”，“……我问我自己，我精英文学的标准不可能也是错的吧？”尤其是德国非常有名的作家马丁·瓦尔泽歌颂了莫言之后，顾彬说：“我觉得我应该重新反思我的观点。反正，德国读者不太喜欢看我们的精英作品，宁愿看美国和中国的长篇小说……”此时的顾彬彻底地怀疑了自己以前的评价。
德国人的严谨是世界公认的，一旦意识到自己错了，改正也是毫不含糊的，不像某些中国人死不认错。顾彬的态度是诚恳的，他的改变是彻底的。
本来改变一个外国汉学家的看法并没有那么重要，更何况顾彬对当代文学的批评有许多是很客观、很深刻的。即使外国汉学家不批评，中国许多严肃文学人对那些“三俗”乱相也早有抨击、也很尖锐。但顾彬的以偏概全的评价很伤自尊与自信，像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是一大片。我想，我最想看到的是重树自己的文化自觉、自强与自信。
四、莫言获奖的最大意义
《读书》2013第一期第一篇刊登作家王蒙的文章《莫言获奖与我们的文化心态》，文章高屋建瓴地评价了莫言获奖的最大意义：
——“他使中国堂而皇之地走向了牛气十足‘诺贝尔’，也使‘诺贝尔’大大方方地走进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莫言在瑞典学院的讲话《讲故事的人》，获得了诺贝尔所在地的知识界的好评，也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这太好了。它的意义要慢慢地看。”
这“慢慢地看”就大有文章。
自从诺贝尔在19世纪末立遗嘱要把自己的财产用于表彰“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者”，在1896年诺贝尔去世遗嘱公布后，110多年间这世界级的荣誉鼓舞着许多人为之拼搏。
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德国汉学家顾彬尖锐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时，这一年中国GDP首超日本居世界第二。一个外媒记者采访龙永图，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什么时候中国才能使全球精英都愿意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而不是送到欧美呢？”
龙永图回答是：
“当中国诺贝尔奖人数及比例超过日本，中国的教育与学术系统有全球竞争力之时，我们就可以自信地回答这个问题了。”
我们当然不认为莫言获奖标志着中国时代的到来，但它提供了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莫言获奖的意义是零的突破，必将持续发酵，继续改变很多东西，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是得“慢慢地看”。
(作者为洪山民革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