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野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上类似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但在社会建设上比较落后一些，反而更像过去的欧洲，因此，我国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建设为重心，做到社会建设、经济发展并重，有效调整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失衡状态。
一、我国社会改革机遇具备
搞社会建设需要钱。从世界历史来看，社会建设有一个机遇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增长。现在我国经济处于过长时期的高增长（GDP已居世界第二），政府和社会财富达到一定水平，如果现在不搞社会建设，到了我国经济增长比较平稳或走下坡路的时候，搞起来就很费力了。从这点看，我国确实有个十来年的社会建设的机遇期。如果搞好了，就可以保持持续增长，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在二战以后不仅有企业的终身雇佣制，而且政府也通过工资倍增计划，让中产阶级变得很大。新加坡也在住房和公积金等制度上实现了社会的转型。台湾和香港则均依靠大量中小企业的发展推动社会发展。韩国和新加坡的情况也差不多，中产阶级也比较发达。中产阶级庞大意味着：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产阶层就是源源不断的消费群）；二是中产阶级意味着社会稳定；三是中产阶级意味着创新驱动潜能空间。
二、向社会分权是社会改革的动力
任何一种体制改革都是危机驱动的，中西方都一样，小危机小改革，大危机大改革。要么是主动改革，要么是被逼着改革。中国发展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走符合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改革之路。
近年来，我国社会矛盾逾来逾集中到政府权力的扩大上，政府太强（大政府），社会太弱（小社会），导致权力和资源过度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将市场扭曲成为权力经济（或领导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大政府、小社会”将面临着“五大危机”：一是造成权威精英阶层的自私化倾向，形成“官本位”逻辑和产生腐败现象；二是形成贫富两级分化，易产生仇商、仇富、仇官情绪；三是高额税收导致国富民穷，难以形成中产阶层；四是加剧“国进民退”进程，造成严重社会不公；五是社会创新能力趋弱，人文价值劣质化。
“小政府大社会”是从西方的历史路径当中产生的一个现实，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社会为主，政府为辅，国家基本是一个“守夜人”。
如何构建“小政府大社会”，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总体格局， 探寻“政府分权，社会接力、协商合作、和谐有序”构想，这就要求：一是政府要分权让利，将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即从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向裁判员、监督员和服务员角色转变；二是要培育更多的社会组织，拓宽不同社会阶层有序表达渠道，以应对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崛起；三是建立健全平等协商、共治共享机制，妥善处理“国家、社会、市场与公众”关系，满足个人与社会的多元需求，以形成共同管理、共享成果的良好氛围。也就是说，政府的一些功能要转移给社会，让社会活力发挥出来，让社会的自主性和自治性能够充分展示。
三、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社会改革突破口
中共十八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这几年由于外部环境确实不太妙，尤其是2008年后政府把很多视角、措施都用在了应对这个危机上，使社会改革略显滞后。然而，在诸多问题中利益关系失衡是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现在既得利益群体很强势，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性已成为共识，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形成是客观现实，这些年来包括财税体制、垄断行业改革等在内的重大改革久议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破，因此，必须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社会改革突破口，有力“限高、提低、扩中”。
（一）对高收入人群限高
一是建立健全国企高管市场选拔机制，其薪酬实行市场价。二是建立垄断企业的工资评估机制。定期由包括政府、企业、学者、普通百姓等各方参与的评估委员会，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外部市场环境及其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员工情况等，来确定其工资水平（包括高管、普通职工）。三是逐步缩小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收入差距。四是防杜灰色收入、腐败收入滋生。要通过加大财产公开力度，防止灰色收入、强打腐败收入。五是国企红利全民共享。随着我国老龄化的不断加剧，社会保障负担不断加重，应考虑由国企红利对社保资金进行必要补充。
（二）提低四类人员收入
一是努力扩大就业，尤其是要解决低收入家庭的就业问题。二是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争取对现行养老保险“双轨制”有所突破。三是合理适时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及社会低保标准，并逐步健全密集型行业低收入劳动工资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四是抓好农民增收工作，按照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要求，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准，并通过转移支付有效手段，提高农民收入。
（三）扩大中产阶层
我国经济发展是要由出口型转向内需型，就需要建立消费社会（群体），而我国经济能不能取得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消费驱动型社会，一个中产阶层不大的社会是一个很无奈的社会。未来十年极为关键，一旦经济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且社会阶层固化后，中产阶层就可能难以驱动和形成。因此，一是要减税，减轻中等收入人群的税负。一方面要对中小企业减税，促进中小企业，壮大中产阶级规模。另一方面要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二是要发展教育，没有高学历往往很难成就中等收入人群；三是要改变经济结构，如果低技术、高耗能产业过多，这些产业的工人也很难成为中等收入人群；四是做好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文章。政府应该将财政支出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民生，用于提高民生幸福指数上来，从追求GDP（国民生产总值），转变到追求GNH（国民幸福指数）上来。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在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社会安全上下功夫，还要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7个方面28项指标上同做文章，确保民富国强、共享发展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国家博物馆大型展览《复兴之路》时深情地阐述了“中国梦”，即两个“百年梦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我们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定能够使中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民富国强，美丽中国的伟大复兴梦想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