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师们远去说开去
□ 官之端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的红学泰斗周汝昌在家中辞世。《楚天都市报》刊发文章《大师霄际顾人寰，五月风悲夏骤寒》。在这则报道的标题下，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引言：
我极爱重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不被人为利用的真正学术研究。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节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持有如此这般的学术观点，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诬陷、排挤、攻击，而无悔意，也无怨尤。
——周汝昌《天·地·人·我》
一、大师的“爱重”与学术环境
在这段话中周汝昌先生“极爱重”的“真正学术研究”前面，加了那么多“定语”加以强调，究竟指的是什么，究竟有什么深意，我自然是不甚了解或者甚不了解的，但我也是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亲眼见识了父辈们受批判、被诬陷的那种灾难的人，因此，似乎也能略懂大师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缺乏真正学术研究的生态环境，无法展开正常的学术研究，这才是让已是耄耋之年的红学家耿耿于怀、至死不吐不快的意思吧。
但是问题是周汝昌先生怎么会有这种感慨呢？他不是中国最著名的红学家之一吗（与之齐名的只有冯其庸）？他不是每年总有三、五篇红学著作问世吗？他都觉得“百般挫辱”，那其他岑寂的红学家将何以堪？那些被点名在全国范围内批判的学者又何以堪？
诚然，《红楼梦》是高深的，其思想深度、艺术造诣是无与伦比的；“红学”自然也是相当高深、且政治色彩很浓的领域。读书人中曾流传这样的说法：“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自从《红楼梦》问世以后二百多年来，就深受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喜爱与珍重，“红学热”遍及海内外。门派之争、门户之见，纷繁驳杂，争论不休。我想，周汝昌所指的都不是这些，因为学术上有争论太正常不过了，争起来，辩起来，是非曲直才会见分晓；即使难见分晓，不能达成一致见解，也可以各持己见，和而不同。正好比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一样，儒、道、墨、农、法、名，不也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吗？但这并没有影响论争双方的感情。比如道家的庄子和名家（逻辑学）的惠子之间，既是论敌也是朋友；学术上针锋相对，两人之间又是好朋友，双方都在论争中获得学说上的进步。惠子死了，庄子抚墓长叹，“我没有朋友了”，庄子的学说再也没有进步了。
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的一段，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非常重要、非常精彩的文化渊源。有位评论家说过，回首历史，中国在学术争论方面发展得最好的两个阶段是战国和民国。这种看法正确与否我不能评说，但我想，论者总是有自己的道理吧。
周汝昌所“爱重”的“真正学术研究”，究竟是指怎样一种状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