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学研究的双重干扰
《红楼梦》是神秘的，红学无疑是深奥的。两百多年间海内外新旧红学研究是纷扰、热闹、空前绝后的。除此之外再没有哪一部作品能产生一种学问。这其中，只要是严谨、严肃的学者，无论持有何种学术观点，他们自己注定是寂寞的、累心的；旁观者看这场“红学”之争，是很有趣、很过瘾、获益匪浅的，能得到很好的启迪，能帮你拨开云雾，引导你认识《红楼梦》，认识曹雪芹，从而认识文学这座神圣殿堂的奥秘，提升你的读书品位。上世纪九十年代民革中央宣传部长蔡义江先生就是著名的红学家，他的著作《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就是我最珍爱的书籍之一，不肯轻易借给人的。其他红学家，自传说、他传说、合传说，各持一词，争辩不休。据《海外红学论集》（胡文彬、周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介绍，其实许多红学家在学术论争中， 已经在对自己以前的学术观点反思、修正，如俞平伯的《读〈红楼梦〉随笔》，被评价为“不惜以当下之我难当下之我”，称《随笔》中燃起了一点红学革命的火苗。可是，不久从上至下开展的对俞平伯的批判，使这一点点红学革命的火苗也完全扑灭了。待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山东大学青年教师李希凡的红学观点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这革命的红学就使得俞平伯《随笔》中开启的红学革命从此一片沉寂。海外评论者说：“革命的红学革了红学革命的命。”
对于来自政治上的干扰，想用红学本身来加以说明，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说的确力不从心，也显得自不量力。但这种来自政治上的干扰，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对修辞手法的分析至今令我记忆犹新。那时中学一学期的语文课本只有12篇文章，除开一篇毛主席著作，一篇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还有一、二篇新闻报道、首长讲话，真正够得上经典美文的少之又少。语法、修辞等纯语文知识只存在课后练习题中。一位老师为了讲解修辞手法中的“夸张”，举了一个很流行、很恰切的例句：以青天作纸，以大海作墨，也写不尽毛主席的恩情……，这本来是挺好的例句，不想，坐在教室里听课的贫宣队拍案而起，说这个老师太反动，公然在课堂上放毒。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我们贫下中农认为一点也不夸张……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语文课，连很平常的修辞手法都讲不通，连最起码的课本知识都没法传授，更遑论学术讨论，更遑论研究红学了。
上文中提到的《海外红学论集》幽默地道出的“革命的红学”革了“红学革命”的命，就是典型的政治干扰。
改革开放的骀荡东风荡涤着沉闷的阴云，科学的春天、繁荣的春天来到人间。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我们收获了科技的进步、经济的腾飞，国民经济总量跃然位居世界第二。这些成就来之不易，这些成就举世瞩目。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是把双刃剑，市场经济漫漶为市场社会，一切向钱看，经济效益主宰一切。崇尚物质，崇拜金钱，精神家园没有了麦田守望者。严肃文学失去了市场，不得不靠沾上点“三俗”的东西来养活。从事学术研究皓首穷经、费力不讨好，出了成果也没人采摘，只好陷入泥淖，“一杯黄土掩风流”。而韩寒、郭敬明之流，在出版物排行榜上屡创佳绩，高居榜首。
当然，红学也仍有人在研究，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不是就推出红学新著并在“百家讲坛”大开讲席了吗？但对于没有刘心武先生这种著名作家头衔的人，即使有了比他更高价值的研究成果，也是万难找到被认可的机会的。
我发此感慨绝非无的放矢，还真有一个典型案例就在身边。他是我大学同窗，痴迷《红楼梦》和黄宾虹，两方面都颇有建树。这“黄”暂按下不提，仅以他的红学研究，可以说很有些独到见解，肯定不在某些红学家之下。80年代写成《论刘姥姥》一书稿，曾送致北大吴组缃先生。吴先生读后，亲自写推荐信给邓庆佑先生（北京出版社，曾为蔡义江作序），并恳请他“斟酌录用，原稿乞勿丢失……”可是20年过去了，如石沉大海，如泥牛入海，没了回音。后来，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这本书稿，连同20年前北大吴组缃教授的推荐信。但印数仅仅1200册，且至今绝大多数书，还躺在作者家中“长在深闺人未识”，无法让这学术成果走出小屋，走向大众。毕竟他只是一普通教师，没有周汝昌、刘心武先生的知名度。哪一家出版社肯为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东西投钱打水漂呢？况且现在又有几人肯抱着本《红楼梦》去细细品读曹雪芹“满纸荒唐言”的微言大意呢？连大学老师、还有做古典文学研究的，而且主要是研究清代小说的，居然没有读过《红楼梦》。他认为读原著根本不需要，有那么多研究这本书的人，电视上讲它，“我已经知道得够多了”。（见《讲刊》第二期，作家张炜的文章）世风浮躁到如此程度，谁还肯读红学著作呢！
至于更多的普罗大众，读书的本就不多，即使读，也更乐意读新奇、轻松、刺激的东西。出版界先是戏说、恶搞，后是颠覆经典，再是以“性”为卖点，一波又一波，恶浪滚滚，浊气弥漫；严肃文学、经典名著，曲高和寡、知音难觅。试从书名上回望一下便不必赘言，什么《丰乳肥臀》、《不想上床》、《拯救乳房》、《美人赠我蒙汗药》、《有了快感你就喊》……这些让人面红心跳的出版物，想必看书人都不会忘记吧。“性”卖点不灵了，古怪书名正在风行。《黄瓜的黄，西瓜的西》，你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吗？《等待是一声最初的苍老》，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今年初电视台嘉宾主持乐嘉的书叫《微勃症》，武汉大学门口的小书店就有，连我都想买本一读。据说出版界有种流行的逻辑是“书名不怪，读者不爱”，这眼球经济时代，荒唐一言难尽。稍稍有点素质的读书人是不屑沾染这些恶俗粗劣之物的，对那种逻辑法则也是不齿的，除非你想拿它当反面教员。
干扰学术研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以上两种来自政治、经济方面的干扰是不是最主要的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又怎么创建新成果、培养顶尖人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