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
□ 彭富春
一、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欧洲的,但已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百年的中国现当代思想史虽然纷繁复杂,但其主体部分无非三家。其一是西学,其二是中学,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甚至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现当代的思想史是不可能忽略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影响的。
尽管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其自身的本源而言依然是欧洲的,而不是中国的。中国古典的思想是儒家、道家和禅宗三家。它们自身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不可能自发地通向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必须注意马克思主义自身不同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独特本性。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或者：什么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由三部分组成。它们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哲学是整个思想结构的根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将它说成是革命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切中其本来面目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的“在马克思的墓前的讲话”有一经典性的总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自身而言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只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一般解释,而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之后的人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而构建的一个关于世界的一般理论。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应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学说。
马克思将人类的历史世界理解为一个对立统一的结构。其中,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构成。一方面,生产力作用生产关系,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反作用生产力。它们作为经济基础又和上层建筑构成了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而上层建筑是被决定性的。这就是马克思所描绘的历史世界的图形。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立于何处？它把人类历史既不是理解为一个自然或天道的过程,也不是理解为一个上帝创世的过程或者是精神的演变过程,甚至也不是理解为抽象的人的存在,而是理解为一个现实的经济活动,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马克思将这种人类的经济活动也表达为劳动或实践。
不仅人类的历史,而且人自身的本性都必须由实践来理解。在马克思自身所属的西方的传统中,人一直被理解为理性的动物。在存在者整体中,人虽然被归属为动物,但是一个特别的动物。其特别之处在于,人具有理性。所谓理性就是思想,而且是一种具有原则能力的思想。它说明根据和建立根据。正是凭借理性,人和其他动物相区分。但马克思反对这种对于人的本性的规定。在他看来,人首先是一个生产者、劳动者和实践者,其次才是一个理性的人。因此,理性必须置于人的生产之中,而不是反过来,人的生产置于人的理性之中。
生产、劳动和实践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的活动。它既非是动物般的本能的活动,也非是一 种单纯的思想的意识的活动,而是人的现实的活动。作为如此,生产、劳动和实践是人使用工具改造自然和人自身的过程。这一过程聚集了多重关系。
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是从人与自然界共同存在为出发点的。人不再只是从自然界里直接地获得生活资料,而是通过对于自然界的改造加工间接地获得生存的所需。所谓生产就是人通过工具从自然界中制造出人所需要的产品。
其次是人与他人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也建立了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人不是作为一个个体,而是作为整体才能去改造自然。在一个整体中,人与他人的关系是多重性的。既有合作,也有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
最后是人与精神的关系。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它们都包括了身体和心灵的关系。人不仅用身心与自然交往,而且用身心与他人交往。但身体与心灵可能是统一的,也可能是分离的。
作为上述三重关系的聚集,人的生产、劳动和实践具有极为丰富和广阔的意义。人们不能把生产作片面化的理解,只是看到多重关系中的某种特别关系,而要把它作综合的把握,不仅要看到多重关系,而且要看到它们的相互交织。更重要的是,人的生产、劳动和实践要置于人的生活世界的整体之中。一方面,人的生产、劳动和实践不能等同于生活世界的整体；另一方面,人的生产、劳动和实践是生活世界中的最重要的部分。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二十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逐渐地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为什么既不是中学,也不是西学,而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主流？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现实最迫切的问题。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的思想的根本使命是关于中国现实命运的思考,也就是中国应该何处去。
千年以来,中国一直走着自己独特的道路,从未提出何处去的问题。为何在二十世纪处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不再是中央帝国,而是边缘之国,并且沦落为一个穷国和弱国。鉴于这种事实,中国不可能再重复旧路,而要开寻新路。但新路并非是已确定的,而是未确定的。于是便有了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但中国道路的选择必须始终依赖于对于现实的症结的分析。只有确定了某种病因,人们才能对症下药地提出某种解决方案。
一般认为,中国比西方落后是多方面的。相应地,人们应该多方面地学习西方。首先学习其技术,其次学习其制度,最后学习其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将问题的关键集中到启蒙,并具体化为两点：科学和民主。之所以要启蒙,是因为中国还处于一种蒙昧之中。之所以要科学和民主,是因为中国主要是迷信和极权。由启蒙运动所开辟的道路主要是反对中学,而引进西学。故西方大量的关于启蒙的思想传入了中国。
在启蒙运动中,人们意识到了一种更大的危险。如果中国完全西化的话,那么中国自身的同一性又何在呢？人们发现,如果一个民族最后要亡国亡种的话,那么首先必亡其文化。而新文化运动中所具有的西化的趋势就会导致灭绝中国传统文化。针对这种情况,人们主张回到传统,保存传统,让中华民族文化保持其同一性。其中最典型的是新儒家的努力和尝试。他们力图返本开新。
启蒙和保守两条道路虽然也是植根于中国现实的,但主要是基于思想和文化层面。一个不同于思想和文化的更紧迫的现实是,中国人民处于压迫和剥削之中。一方面,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侵略,另一方面是地主资产阶级对于广大劳苦大众的压榨。这个更紧迫的现实要求人们不是去讨论是启蒙还是保守,而是要求革命。不是其他的中学或者西学,而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一种从现实出发的思想。所谓现实并非其他,而是人的生产、劳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关于人类现实的普遍真理。但人们如何用它分析中国独特的现实？中国二十世纪的现实的根本问题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为此,人们必须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的方式不可能是和平的,而只能是革命的,甚至是战争的。正是凭借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国取得了现代革命的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现实和思想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人们力图摧毁一个旧世界而建立一个新世界。虽然建设和革命都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但和建设相比,革命依然是首要的任务。在新中国建立的漫长时间里,革命是压倒一切的。革命首先是政治的。它要保障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其次是经济的。它要使工厂变为国家所有,耕地变为集体所有。它最后是文化的。它要消灭封资修的文化,兴建无产阶级的文化。在这样的关联中,中学和西学基本都被否定,唯一被肯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它被抽象和片面化为阶级斗争的学说,也就是无产阶级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