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了社会主义爱国核心价值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特征及内涵之我见
□ 高正浩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带有浓郁的民族特征和内涵。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国一体的观念，使人民对国家的命运极为关切，有极大的责任感。由于中国无论在奴隶制社会和长期的封建制度下都施行严格的宗法制度，人们常常把对家的热爱与对国的感情联系在一起。因而，中国人家国一体的观念很强，甚至经常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个人和家庭之上，对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利益很有责任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为人们长期传颂；岳母刺字，要岳飞“精忠报国”，便都是这种责任心的表现。儒家学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论，把个人修养、家庭的管理也和治理国家的大理想联系在一起。就是一般平民百姓，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特别是在统治阶级走向腐败的情况下，劳动人民更表现了不怕牺牲、不为一己之利，保家卫国的大无畏精神。鸦片战争开始，不仅有林则徐这样的爱国将领，而且还有广大人民的爱国壮举。广州三元里人民，拿起大刀、长矛、斧头、锄铲同有洋枪洋炮的英国军队搏斗，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当《马关条约签订》，腐败的清政府决定割让台湾时，台北人民鸣锣罢市，抗议示威。1895年5月，日本侵略者在基隆强行登陆，台湾巡抚虽然逃跑，而人民群众仍奋起反抗，各族人民组成义军，与日军展开激烈搏斗。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打死打伤日军三万多人。此后，在日本占领台湾的五十多年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一直未曾停止。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和北京，义和团的义军和部分军队官兵，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冲杀，在天津火车站打死打伤俄国侵略者五百多人，由青年妇女组成的“红灯照”也直接投入战斗。至于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等众所周知的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更表现了全民族的爱国精神。中国人常用“保家卫国”、“有国才能有家”这样的口号来表达自己与国家共存亡的英雄气概。正是这种家国一体的观念和对国家、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使我们能抵抗任何强大的敌人，使民族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
二、盼望国家统一，反对********，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度像中国这样有强劲的亲和力与向心力。在中国，不仅汉族和中原地区的人民向往统一，周边民族也不希望分裂。尽管有时出现分裂的因素，但最终总是统一的力量占上峰，统一压倒分裂。这是因为，维护国家统一已成为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观念。
中华各民族之间也常常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但当面对维护国家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时，总是以国家的统一为重而捐弃民族隔阂。比如，清初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祖国的领土完整，因而受到人民支持与爱戴。但在清朝基本统一全国之后，在全国人民希望巩固统一的情况下，郑氏集团不仅内部矛盾重重，而且坚持继续割据台湾，曾向清政府“遣使赍书，愿称臣入贡，不剃发登岸”，想要成为一个半归附半独立的国家，这和原来郑成功“抗清复明”的意愿便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拒绝郑克塽的荒谬主张，坚持国家统一的立场，代表了广大国民的意愿，同时也反映了台湾人民的意愿。所以，当清军攻克澎湖、进军台湾之时，郑氏集团立即瓦解，只好投降，而台湾人民对清政府的统一政策亦积极支持。当清朝将领施琅率军至台湾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清朝旗号以迎天师”。不论汉族官兵和当地的高山族人民，都纷纷出迎清师。台湾收复之后，又有人提出迁其民户，放弃台湾土地的主张。施琅坚决反对，认为台湾为东南数省之屏藩，一旦放弃，台湾已经开发的良田沃野必然引起西方殖民者的贪婪野心而卷土重来。康熙帝支持了施琅的意见，指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于是，在台湾设一府三县，使台湾又重新统一在清朝中央政府管辖之下。
在平定三藩的问题上，同样证明了统一是全国人民的最大愿望。清朝入关后，逐步建立起对全国的封建统治，但当时并未实现全国的真正统一。除台湾有郑氏集团外，西北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制造分裂，南方还有“三藩”割据数省。“三藩”指割据云南的吴三桂、割据广东的尚可喜和割剧福建的耿精忠。这些人原是明朝降将，当清人入关时，他们背叛民族利益而镇压抗清斗争；当清朝走向统一时，他们又割地称藩，与中央相对抗，向清朝要挟军需，向当地敲诈逼索，以至“天下财赋，半归于三藩”，严重威胁国家的统一。康熙帝认为，统一的国家决不允许这种割据局面，他说：“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所以在攻打割据势力的战争中，各族官兵积极努力，共同英勇战斗。在反对割据的问题上。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退到了次位。长达八年的三藩叛乱终于被平息。清人入关时曾遭到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但当它顺应我国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之时，连汉族人民也积极支持。而吴三桂等坚持分裂的野心家，最终必然失败。
中国人民把国家分裂同遭受外国侵略一样视为最大的灾难。正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所写的诗句：“人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国家不能统一是爱国者最大的悲哀，是至死不能瞑目的。
三、中华民族既有抵抗任何外敌入侵的决心，但又不热衷于无限的扩张疆域和滥杀生灵，把对本民族和自己国家的热爱与对邻邦的友好相处结合起来，而不是加以对立。
在一些古代游牧国家里，经常把战争和对外的掠夺视为荣耀之事。在一些海洋国家中，由于土地的狭小也经常幻想用侵略手段来达到扩张领土的目的。如古代的罗马、中世纪的日本，都多次制定过征服世界的计划。而当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帝国主义更是把自己的繁荣建立在殖民掠夺和血腥的侵略之上。在这些国度中，统治者常把爱国主义的口号加以扭曲，用对外的侵略扩张表示自己的光荣。英帝国主义自吹自擂，把自己说成“日不落帝国”，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和精神”中也夹杂了血腥的味道。在那些国家，“爱国主义”几个字已经被玷污了。
而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却相当纯朴。中国历史上不乏眼光远大的帝王，更有数不清的优秀的军事家。但是，他们的战略目标并不在于对外侵略扩张，而只是防御侵略。纵然要拓展版图，也首先出于对本民族和自己国土的防卫。汉代，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也是因为匈奴人不断入塞劫掠威胁着汉王朝的安全。在中国历史，疆土的扩展固然与战争有关，但更多是通过友好关系的建立，用招抚、怀柔的策略来实现。张骞通使西域，曾到达中亚和西亚，是作为友好的使者沟通东西。此后，汉朝使者西行，每年多则十余次，少则五六次，每次也不过百人、数百人。他们带去的是中国的丝绸和友谊，而不是屠杀和掠夺。明代，在成祖、宣宗时，多次派郑和下西洋。1405年，他奉命出使南海群岛和印度洋一带，率领一支有六十二艘船的船队，载着两万七千八百余名将士，和大量的金帛、货物出海。以后又多次远航，最远达到非洲东岸红海和麦加，他的航海活动比哥伦布到好望角要早半个多世纪。有人说，既然能走那么远，为什么不去占领那些国家？说这是一种农业民族保守封闭不敢出击的表现，只是一种“和平示威”。既然敢于走出去，就说明并不保守。历史上，凡奴役其他民族的侵略者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和平示威”未必不好。中国历代追求“四夷宾服”式的“和谐万邦”，既表示中国的自信心和气度，也表现了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对待友邻的态度。正如唐代诗人杜甫所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墨子的“兼爱”、“非攻”，儒家主张的“礼运大同”，不仅是就当时各国家和区域而言，也反映了我们民族对人类发展中应该友好相处的美好理想。儒家讲“仁”，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民族要发展，也要想到人家也希望生存发展，侵略就是非礼，仁高于礼，求仁复礼不能用暴力，“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和礼既用于自己民族内部和谐，也惠及友好邻邦，这是中华民族和平友爱精神的延伸与升华。这没有什么不好，而和爱国精神完全一致。很难想象，一群侵略者到其他国家去奸淫烧掠，虐杀他国的妇女与儿童，而对自己的国家、同胞有多少仁慈之心。那些对外疯狂侵略的统治者，往往也是压榨本民族劳动者的吸血鬼。日本天皇把日本士兵驱向中国的战场，不仅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也使多少日本青年葬身异国，而结果，是换来自己整个民族的耻辱。一个民族的荣耀不能建立在他民族的屈辱和痛苦之上。所以，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更为纯洁。有人把这种追求自己统一、睦邻友好的精神看作农业民族的保守落后心理，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的歪曲。从长远看，世界总要在友好和平的气氛中才能健康发展。
世界优秀的思想文化总是相通的。中国人把热爱自己的国家与对邻邦的友好相处视为一体。我们爱自己的祖国，不能希望其他国家的人民不爱国。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历来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平等往来、相互交流，反对任何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既努力维护本国的主权和正当利益，也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正当利益。正因为中国人民一贯坚持这种正义的主张，所以才赢得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与信任。世界的发展，使地球相对变小了。到其他星球上去找新的生存环境，还只是一种理想。既然大家要在一个星球上共同生存，战争和暴力会使大家都不安宁。所以，就应该互相尊重，允许人家有自己的民族精神，爱自己的土地和民族。中国人讲：礼之用，和为贵。希望天下大同，人类和平，这和热爱自己的国家一点也不矛盾。
四、中国人很少彻底悲观，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和民族危机的情况下，总是充满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是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重要体现。
有人说，西方文化是“耻感文化”、“罪感文化”，所以对现实常常感到失望，而希望来世到上帝那里追求快乐。中国人则不然，无论对人生，对社会，总是充满了信心，要寻求现实的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论艰苦的学习、与友人的交往，都看成一种乐趣。孔子说：“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耳”。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社会和国家也充满信心。中国人总是乐观地眺望未来。所以有人称中国文化是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反的“乐感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态度上，便是充满自信心与自豪感。这种精神，鼓舞着中华儿女在任何困难与危险的情况下，都能自强不息，顽强奋斗。对自然如此，对社会同样如此。在自然面前，中国人认为天是永恒的，人作为世代延绵的族类也是永恒的。天不大，人不小，人可以包容宇宙，“制天命而用”。古代大禹治水，现代与大自然奋战，什么困难也压不倒，摧不垮。在强敌面前也是如此。唐代中叶，藩镇割据，国家动乱。有位年青的诗人李贺，本身瘦高而多病，但他却呼喊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壮语。南宋虽偏安江南，但爱国者却一直向往国家的统一。陆游晚年年老多病，但还时刻想着国家的统一：“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来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至于中国的近代史，更是一部中华儿女抵抗强敌，自强不息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拯救国家危亡，振兴中华民族，一直在浴血奋战。尽管面对的敌人十分强大，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爱国主义浪潮更加高涨。中国人相信“多难兴邦”，越是困难越要磨练自己的意志。所以，日本侵略者可以占领半个中国，但却不可能使这个民族灭亡。
中国人民的这种民族自信心,与我们悠久传统文化和文明史有关。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人民对自己的力量会充满信心；而这种信心又反过来使我们民族能继续发展,不断壮大。反之,在一些文明被中断或历史很短的国家,就很难有自信,往往经得起胜利,而经不起失败。这种自信心,又和我们众多民族的团结一致有关。所谓“众志成城”,“众人拾柴火焰高”,正是我们民族团结精神的写照。
对自己的国家充满自豪感和信心,不等于保守和自我封闭。恰恰相反,只有对自己充满信心的民族,才可能真正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近代以来有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出国学习,但其目的还是为了爱国、救国、治国。由于旧中国处于民族危机、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许多知识分子抱着强烈的爱国目的和热情,千辛万苦地到处寻找救国真理和治国方策。无论其结果如何,但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祖国。
五、重视民族志气、民族气节,是中华儿女爱国精神的鲜明表现。
中国人当中,不是没有懦弱之辈。但总的来看,更多的是民族志气和铮铮铁骨。中国知识分子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尤其在社会大变动和民族危亡的关头,经常表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这种精神经常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社会抵抗任何强暴和诱惑。中国人对“贰臣”、汉奸深恶痛绝,对背叛民族利益投向异族侵略者怀抱的软骨头,连农夫担夫都嗤之以鼻。儒家讲大丈夫精神,处处以气节自励相尚,经常讲对抗邪恶,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宁愿铐镣加身,也不失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在封建社会里,这种节烈观自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往往和忠君思想扭结在一起而演出许多悲剧。但是,在外敌面前,却成为鼓舞全民族精神的巨大动力。中国历史上不仅有岳飞、文天祥、林则徐这样的大英雄,还有数不尽的有志气、讲气节的普通中华儿女。抗日战争中,放牛娃王二小为消灭日寇被鬼子挑在枪尖而摔死；完县野常大惨案中,一对母子——张竹子和王朴,面对敌人的机枪,当场鼓动大家宁死也不投降。数百名普通农民倒在血泊中,用他们的鲜血表明中华儿女不屈的意志。有了这种视死如归的意志,试问有什么强大的敌寇能灭亡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