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富春
1991年的盛夏,我乘列车从北京出发,经乌兰巴托、莫斯科和华沙,最终到达了柏林,来到了我朝思暮想的地方——哲人和诗人之乡。
我自1979年始,先后在武汉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文学、美学和哲学。受当时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的影响,我很向往西方,非常注重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学习。我专注于研究德国现代哲学,特别醉心于研读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著作。那时我就希望能有朝一日到德国学习哲学。
但当我最初来到德国时,感觉极其复杂。一方面是兴奋和期待,因为能学到真正的德国思想；另一方面却是压抑和痛苦,因为中德差距太大。与相对落后的中国不同,德国到处都是高速公路、高楼大厦和各种现代化的设施。同时,中德交流也相当有限,一般的德国民众对于中国知之甚少。在大街上,人们经常把我误认为东亚其他国家的人。我进入德国大学后,作为哲学博士候选人,跟随海德格尔的弟子专门研究海德格尔哲学。海德格尔是一个另类的天才,他除了探讨整个西方哲学史之外,还研究了中国的道家和禅宗思想。不可否认,道家和禅宗给予海德格尔思想以特别的灵感。尽管有如此伟大的大师对于中国的智慧充满兴趣,但德国哲学界整体对于中国思想是无知和怀有偏见的。德国大学的哲学系很少有关于中国哲学的课程,只有汉学系才有相关的研究。甚至在其图书馆的编目中,中国哲学不是纳入哲学内,而是纳入东方学内。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此感到不平,并觉得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大学学生会的帮助下,我开设了一个汉语班和一个老子《道德经》的研讨班。两个班人数最多的时候有三十人,一时传为美谈。其中一位男同学有一天告诉我,他已经正式退出基督教教会,并自称为一名道家。另一位女同学后来专门到北京学习中国文学和艺术,成为了中国文化狂热的爱好者。1997年,我以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不久,这本以德语写成的论文正式出版,后来又翻译成汉语问世。在毕业的时候,我的德国导师建议我回国后应重点转向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不是作一个传播德国思想的中国人,而是要作一个让中国传统思想复兴并走向世界的思想者。这给我极大的启示。
1998年我回到了祖国。当我到达北京和武汉的时候,发现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德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经济高速发展,文化百花齐放。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不再是西学,而是国学主导了国内的精神领域。同时,中国文化也开始向世界辐射。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遍布全球。它不仅传播中国的语言,而且传播中国的思想和智慧。我感到中华民族复兴的时候到来了。回国多年来,我研究的重心已由德国哲学转向中国思想。数年来,我潜心撰写一部论中国智慧的著作。我试图激活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下转第16页）
(上接第13页)生命力,并让她能回答当代出现的世界问题。
2007年,我随中国人大青年代表团访问欧洲,并重返了我学习和生活近七年的地方。我强烈地感到,中国已经在和世界同行。在欧洲议会的对话中,我强调了中欧的相互学习。中国应了解西方,西方也应了解中国,其中当然包括中国的智慧。作为一个留德哲学博士,我的发言得到了议员们的高度认可。今年是新中国诞生60年,也是我进入大学30年。60年是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智慧复兴的历程；30年是我学习、漫游和沉思的道路。为此,我写下了一人生感言：
身心双修,动静结合。
敬天爱人,学道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