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深意远的“国学五书”
陶宏宽
经过多年的求索、砥砺与酝酿，彭富春教授的系列学术著作“国学五书”业已全部出齐。《论国学》（2014年）、《论老子》（2015年）、《论孔子》（2016年）、《论慧能》（2017年）、《论儒道禅》（2019年1月），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学五书”格局恢弘、气象阔大，总共约145万言，其中《论国学》一书作为国家项目登上了对外传播舞台，它的英译版获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此前，该书韩文版已于2016年立项，并由韩国学者翻译出版。由此看来，作者要与西方及东方其他民族学界交流、对话、互鉴的夙愿可望实现。
国学到底意指什么？中外学者历来说法不一，不少学者认同它是指传统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其实，国学并非如人们想象的只是一个随意的命名，彭教授给它作出了深入的剖析和明确的界定，赋予它更为深邃、更为广博、更为丰富的内涵。首先，从最初步的认知说起，仅就国学语词自身的意义而言，它指一个国家之学，在此，它不是指关于世界上一切民族国家的学问，而只是指关于中国的学问，以区分于外国的学问，特别是西方的学问。其次，我们还会注意到国学显然不是指中国现当代新建的学问，而是指中国传统已有的学问。它非新学，而乃旧学。不过，国学并非指一切中国古代之学，它并不包括传统的自然科学，而主要指传统的人文科学，也就是广义的文史哲。因此，国学的主体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学和哲学。再次，我们还要明白，为什么人们不谈论中国文学、史学和哲学，而只是谈论国学呢？这是因为它意在彰显中国传统文史哲所构成的整体所具有的中国思想的特性，说到底，其根本核心是“中国之作为中国”的精神。依此之故，国学应当理解为国魂之学。当然，国魂作为规定者，它指引了中国人的存在、思想和言说，影响了中国千年历史的命运。这个规定者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而就是中国的智慧，亦即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智慧，在这样的意义上，国学的根本就是中国的智慧之学。它这里头富含的文明成果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文明对于世界的贡献。彭教授还从历时性的维度特别强调，作为一门学科的命名，国学不仅只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学问除了具备人类知识的普遍性之外，还具有西学无法包容的独特性，而且也是因为“中国意识的觉醒”。质言之，中国意识的觉醒就是中国灵魂的觉醒，中国精神的觉醒。如果说千年的中国中心意识是关于中国文化意识的话，那么儒家的仁爱天下、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佛家的悲智双运就是它的根本。这使中华民族不仅不同于西方民族，而且也不同于东方的其他民族。如果要说近代以来所产生的中国意识是救亡图存的中国危机的意识的话，那么从当前急遽发展变化的现实来看，中国意识就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它主要的不再是中国危机的意识，而是重振华夏气势的复兴意识。因此，时代呼唤的就应当不再是旧的中国的智慧，而是提出一种新的中国智慧的可能。它既要回到传统，也要走出传统。彭教授断言：“中国意识的觉醒”可以被称为21世纪最伟大的人类事件之一，它不仅改变中国的历史，而且也会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
彭教授对于国学概念如此精致的辨析和深入的解读，让我们读出了文字后面的思想与韵味。至于说到他对于经典历史文本颇具新意的现代阐释，更可以说是诗思泉涌，精益纷呈。众所周知，中国智慧有自己的话语系统，给存在、思想和语言都赋予了非常独特的规定，其历史形态一般分为儒、道、禅三家。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文本是孔子的《论语》，主要言说了社会的智慧；作为道家的核心文本是老子的《道德经》，主要言说了天地（自然）的智慧；作为禅宗的核心文本是慧能的《坛经》，主要言说了心灵的智慧。这三家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精神世界的整体，彭教授对这三家的核心文本进行了新的独到的阐释，深入挖掘了经典文本中的丰厚意蕴和生存智慧，以清晰明白的方式阐发出极富思辨性的哲理，大致分为这四个步骤：第一，基于三种核心文本的原文，对其进行了忠实的现代汉语翻译，译文注重了语法、逻辑和修辞的完美表达，弥补了一般汉语译本在这方面的不足，而使译文的句子和段落所表达的意义更加完整、明晰和准确；第二，对于原文本的各章节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不仅阐释了各章节的核心思想，而且揭示了其内在关联；第三，在解读核心文本的基础上，富有新意地重构了儒道禅三家各家思想的整体；第四，指出了各家思想的边界，分辨了其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并通过否定他们自身的某些东西而超越自身，让儒道禅在当下讲话，让新的思想从经典文本中生长出来。“国学五书”得到广大受众的青睐，其奥秘何在？彭教授在回答记者采访时有段话说得很有意思，他说：“历代研究儒道禅的书不少，但是很多都是在做注解，甚至是注解的注解，把各种注解集合在一起，某个字是什么意思，有几种解法，等等。这些书可能有某种工具书的价值，但是没有思想的价值。我写的书，恰恰是没有脚注，或者说，我是把那些脚注消化了。”由此看来，思想性国学是当下研究国学应有的取向，而思想性的前提是学术，是扎实牢靠的学术功底。如果没有深远的学术眼光，没有剥茧抽丝的逻辑功夫，没有力透纸背的文字修养，没有严谨踏实的学术探索精神，何来光彩耀眼的思深意远的“国学五书”？
“国学五书”自成体系、自出机杼、自铸新词，构建起能充分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具有严密的逻辑思辨体系的深广意义空间，它不仅具有思想性，而且还具有创造性。它何以能创新突破？
“国学五书”具有宽广开阔的学术视野，新锐的前沿的学术视角。一方面它要考虑从中国看世界，另一方面还要考虑从世界看中国。在视角和立足点的转换中，展现了国学的诸多侧面和诸多层次，展示了国学思想的多元景观，使人感到新鲜而富有活力。彭教授始终秉持这样一种观念，复古和简单的西化绝对不是可供我们选择的道路，他不仅主张中西对话而且主张古今对话，旨在让中国思想走出一条新的大道，使它一方面保持了中国古老智慧的本源，另一方面又获得了现代的最新言说形态。
彭教授认为，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中国传统智慧都是一种极端的做法，并不符合传统智慧的真实情况。在“国学五书”中，他成功地运用了一般思想的原则，那就是与任何简单否定或简单肯定都没有关联的划分边界的批判。何谓边界？边界是一条特别的线，它不仅是事物最外的线，而且是其最大可能的线。这条线既是事物的起点，也是事物的终点，正是在边界上，一物与他物相区分而成其为自身，获得自身的规定。同时通过边界的变改和游移，一物与自身相区分，获得自身新的规定。作为划分边界的批判，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否定，因为它自身就具有两种特性，一方面是否定性的，是解构，另一方面是肯定性的，是建构。由于思想的否定和肯定的同时进行，批判在根本意义上是生成性，而生成是在诸多维度与层面上展开的，因此是思想的发生。这种批判，旨在探索通往当代思想高峰和中国思想的道路，自然就会触碰到中国思想的核心和一些重要命题，甚至还会触碰到世界思想潮流的一般走向。比如，“国学五书”在对中国智慧的基础和核心——“天人合一”进行了一种在区分边界意义上的批判后，提出“天人共生”说。就天人关系而言，它主张天人共生；就人我关系而言，它主张人我共在；就心物关系而言，它主张心物一体。“天人共生”说，这其实是新的中国智慧的核心。在区分孔子“中庸之道”的边界时，它构建了天人共生和人我共在的生生不息的天地人的生生之道。如果说生生之道是万物之道的话，那么所谓的本体就是生本体（生生本体）。在中国思想史上，人们曾试图建立不同的本体论，如气本体论、理本体论和心本体论等。但所有这些本体论都是以某一特定的物作为本体，而理解和解释其他的物。这并不能把握万物自身的本性。唯有从生出发，人们才能找到理解万物自身本性的通道。因此，生本体论是唯一可能的本体论。诸如气本体论、理本体论和心本体论都必须建立在生本体论上。通过这种重新的建基，它们才获得了生命力，并能说明其自身所关涉的领域。
“国学五书”还植根现实，针对世界图形提出了对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批判，因为虚无主义它否认了存在的基础和目的，技术主义它将人和万物技术化，享乐主义它将欲望变得没有规定和没有边界。因此，一方面要抛弃存在之外的任何根据，另一方面要给存在自身建立根据；同时，一方面要让技术改变和改善我们的生存，另一方面要让人和万物自在自得；如其所是，一方面要使欲望不断解放自己，另一方面却不要让它成为了贪欲。这一些精辟的言论和中肯的论断，无不闪烁着引人注目的创造性智慧的光彩，是颠覆，更是建设。
“春山磔磔鸣春禽，此间不可无我吟”，彭教授志大才雄，以他的新的理论建树，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去激发当代中国汉语思想的建立，并试图对于世界思想有所贡献，这种正能量是应该充分肯定和大力揄扬的。最后还要提及的是，彭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确实令人深长思之。他说：“国学是重建民族精神的多种资源之一，不是唯一，它的启示作用不能夸大。国学解决不了中国当代面临的一切问题，但能提供一种方式，启发人们思考。”我们的每一位国学研究者和爱好者，都应当有这种清明的理性认识。
（作者为武汉市第三中学退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