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展（1913-1997）浙江衢州人。1936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早年立志教育，毕业后在国立广西大学任教多年。他一生关心国事，爱国忧民，虽遭解职而不悔。解放后，在湖北财经学院任教授。湖北财经学院几易名称，先改称中南财经学院，又改称湖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至去世前，他一直在该校任教。
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84年，当选为民革武汉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委。1985年，当选为政协武汉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后，历任民革武汉市第七、八、九届委员会名誉主委。任职期间，切实加强民革自身建设，团结和带领民革党员积极履行职能，发挥参政议政作用，为武汉市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他的关心和推动下，民革办的武汉首义业余学校扩建为武汉首义自修大学，成立了校委会和办公室，下设5个分校和1个函授部。至1985年秋，在校学生达2650人。他十分重视民革市委会机关建设，努力转变机关工作作风，经常告诫机关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尽职尽责，做一个好的公仆，认真为基层组织，为全体民革党员服务。直到80岁的高龄，还以其高层次的社会联系和高水平的学术思想，往来于海峡两岸，为推动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而不懈努力。
杨时展教授毕生奉献于我国的会计事业和教育事业。他治学严谨，创新求实，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以及会计、审计思想和史学等领域均造诣精深，著述丰厚，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会计学和审计学专家。他提出受托责任理论、会计是一个控制系统的观点、差异分析不连锁的观点以及审计建制民主化的思想，为国际会计界所公认，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他师德高尚，在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期间，一贯诲人不倦，言传身教，既严格要求，又爱护有加，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门人才。为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他节衣缩食，倾其所有，捐资10万元，为中南财经大学设立“勤诚助学金”。其精神在学校和社会引起热烈反响，感人至深。
他曾说过：“我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关心自己的人格、道德和价值。会计上，资不抵债要破产；人的一生中，如果奉献不抵享受，恐怕也只能算是一个破了产的没有价值的人。”作为饮誉海内外的著名会计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襟怀坦白、刚正不阿，只讲奉献，不计索取，为我国的会计、教育事业和统一战线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正实践了他所说的“对国家、对人民有价值的人”。
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84年，当选为民革武汉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委。1985年，当选为政协武汉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后，历任民革武汉市第七、八、九届委员会名誉主委。任职期间，切实加强民革自身建设，团结和带领民革党员积极履行职能，发挥参政议政作用，为武汉市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他的关心和推动下，民革办的武汉首义业余学校扩建为武汉首义自修大学，成立了校委会和办公室，下设5个分校和1个函授部。至1985年秋，在校学生达2650人。他十分重视民革市委会机关建设，努力转变机关工作作风，经常告诫机关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尽职尽责，做一个好的公仆，认真为基层组织，为全体民革党员服务。直到80岁的高龄，还以其高层次的社会联系和高水平的学术思想，往来于海峡两岸，为推动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而不懈努力。
杨时展教授毕生奉献于我国的会计事业和教育事业。他治学严谨，创新求实，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以及会计、审计思想和史学等领域均造诣精深，著述丰厚，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会计学和审计学专家。他提出受托责任理论、会计是一个控制系统的观点、差异分析不连锁的观点以及审计建制民主化的思想，为国际会计界所公认，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他师德高尚，在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期间，一贯诲人不倦，言传身教，既严格要求，又爱护有加，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门人才。为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他节衣缩食，倾其所有，捐资10万元，为中南财经大学设立“勤诚助学金”。其精神在学校和社会引起热烈反响，感人至深。
他曾说过：“我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关心自己的人格、道德和价值。会计上，资不抵债要破产；人的一生中，如果奉献不抵享受，恐怕也只能算是一个破了产的没有价值的人。”作为饮誉海内外的著名会计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襟怀坦白、刚正不阿，只讲奉献，不计索取，为我国的会计、教育事业和统一战线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正实践了他所说的“对国家、对人民有价值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