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申芗与几位传奇人物（上）
黄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蒋介石下令，“为避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东北军奉命撤至关内。至1932年1月初，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赤裸裸的侵略行径，蒋介石继续实行对日妥协，提出所谓“攘外应先安内，去腐才能防蠧”的方针。并正式将“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基本国策，认为“剿灭赤匪”才是当务之急。为了强化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方面加紧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一方面继续在国统区实行法西斯专政和文化“围剿”，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查禁进步书刊，查封和捣毁进步文化机构，罗织罪名，残酷捕杀革命者和爱国人士，制造白色恐怖。当时，黄申芗正在上海，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激起了这位辛亥革命元老的无比愤慨。而国民党军队的不战而逃，又使他深感屈辱：“当饮不饮让人豪，当战不战长人骄。丈夫畏敌长驰割，悠悠天地何所逃？”（《和金陵友人中秋放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侵略者的炮火重新燃起了这位老战士的战斗激情。“携手少年游，莫漫欺吾老。明朝骑骏马，同向关东道。”然而这只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徒有报国壮志，却无路请缨。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动员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很快掀起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黄申芗也满怀爱国热情，积极投入到这一滚滚洪流之中。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他通过各种渠道联络在嫩江抗敌的马占山、在长白山抗敌的杨靖宇、在绥远抗敌的傅作义，以及丁超、李杜等部，要求他们派人到上海来宣传抗日；同时又动员上海各界群众踊跃认捐，支援前线。就在这时，他与中共地下组织有了联系，结识了不少中共党人，如刘仲华、项与年等。刘、项都是中共特科成员。刘仲华，又名刘子华，山西崞县人，1923年由李大钊介绍入党，1928年来到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后曾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项与年，福建连城人，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正式进入中央特科工作。还有刘仲容，他虽说不是共产党员，但已参加了党的秘密地下工作。刘仲容的父亲刘承烈和叔父刘煦汀早年在日本与黄申芗有过交往，所以与黄过从甚密。黄申芗在法租界的寓所，便成了这些革命者的秘密活动地点。据曾任上海市参事室参事的金龙章回忆：“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转入低潮，不久知道黄与中共有了联系，后来又知道黄已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另外，还知道黄申芗与鲁迅有过较长时间的联系，与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等有长期的联系，是否是上海地下党指示的联系，详情不明。有一事可以证明，原留学苏联，现为北京民革党员的刘仲容有时秘密到黄申芗住处（上海襄阳北路），刘的父亲刘承烈（原做过冯玉祥的参谋长）与叔父刘煦汀都是留日的，黄与我都认识。湖南临湘（按：应为益阳）人刘煦汀在广东与我有交往，印象较深，所以对刘仲容家事有所了解。当时我知道刘仲容，可是刘仲容并不认识我。刘与山西人刘子华（后改名刘仲华，已死）有地下工作联系的，即在黄家碰到，因避嫌，也不便直接接触。这些情况，现任中共统战工作部部长的张执一同志可能比我更了解。”1932年1月，淞沪战争发生后，黄申芗按照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委托原来的部下杨方珍（1924年，黄任江西水警厅长时，杨曾任军需主任）商得大慈善家朱庆澜、王一亭两先生的同意，通过他们发起上海市爱国商民认捐，造成轰轰烈烈支援十九路军抗敌的局面。在全体上海市民的支持下，十九路军将士士气高涨，同仇敌忾，誓与日军决一死战，使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三易其帅，也不能夺得一寸土地。不久，黄申芗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便以辛亥革命元老的身分和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等有利条件，为我党从事情报工作，在隐蔽战线起到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后来曾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充分肯定：“为我党情报系统做了不少工作，工作是有成绩的。”（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关于黄申芗的革命事迹和给予烈士称号的意见》）至于做了些什么工作，大多已不为人所知，只有零星的、片断的记载留存下来。
1934年，黄申芗开始做党的统战工作，曾成立了一个名为“诚社”的抗日反蒋团体，这是我党情报系统的外围组织，他利用这个组织做广泛的统战工作。此外，他又积极推动并参与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在这类工作中，他接触到许多党外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也曾介绍过一些人入党。其中不乏佼佼者，如王绍鏊、李杜、胡济邦等，他们的人生经历，无不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地下尖兵王绍鏊
王绍鏊，字却尘，1988年生于江苏吴江同里。少年时就读本地同川学堂，和柳亚子是同窗。1908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怀着民主立宪的理想回到上海，曾陪同章太炎拜访过刚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1912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王绍鏊学的就是宪政，本来希望可以一显身手。可是不久就发现，所谓国会，实际上就是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袁世凯说开就开，说停就停。甚至闹到非法抓捕议员，连议长和内阁都不敢吭一声，这使他心灰意冷。1917年，孙中山在南方护法，他立即去了广州。可是那里也好不到哪里去，军阀、政客争权夺利，孙中山几度被迫下野。他又回到北京，正碰上曹锟贿选。他联络数十名议员拒选，又劝阻孙宝琦等人组阁。曹锟知道后，派军警包围了他的寓所，幸好他有事外出逃过一劫。
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这使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他潜往武汉，见到了邓演达和张群。张群拉他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当时任北伐军总司令，一时显赫，如日中天。王和蒋一连见了两次。事后，张群探王的口风：“印象如何？”王绍鏊的回答却让张群大吃一惊：“此人若得志，中国还要不可收拾。”张问何故，王答：“两次长谈，进以公的话不见听，一谈至私利即有好的反应，这岂是拨乱反正之人？”以后王绍鏊去见褚辅成、沈钧儒二老，将这件事坦然相告，并说：“事久见人心，此后的结局再看吧！”事隔数月，蒋介石便借“清党”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两位老先生不得不佩服王绍鏊的先见之明。由于王绍鏊十分痛恨靠血腥屠杀建立起来的南京政权，所以后来一直奔走在那些反蒋的派别和人士之间，可是一无所得。
1933年春，日军攻占山海关，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王绍鏊前往参加，在那里结识了吉鸿昌。他和冯、方、吉共商抗敌大计。冯玉祥写了三十余封密信，嘱王绍鏊代他到南方各地联络。王手中的信还没送完，却传来抗日同盟军失败的消息。冯玉祥被迫上了泰山，吉鸿昌于1934年惨遭国民党杀害。
王绍鏊陷入了人生的低谷，苦于找不到出路，刚好此时他遇到了黄申芗。他们的相遇，本来是一件尘封多年的往事，但在民进中央所撰写的《王绍鏊》一文中，通过具体而生动的记叙再现了他们当年见面时的情景：“黄是湖北大冶人，中共党员，这时正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王绍鏊早从别人处知道黄申芗颇有见识，很有理论修养，于是便找到黄，与他议论国是。王绍鏊把自己的想法端了出来，黄申芗听后笑了笑说：‘你的议会政治梦还没有做醒啊！’于是他就从国际形势说起，俄国十月革命，世界工人运动，直至中国现状，中国革命应该由谁来领导，侃侃而谈……精辟的分析，宏博的理论，使人不由不听，不由不信服。当黄讲到，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中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不能领导革命胜利，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时，王绍鏊被吸引住了。黄又说，搞革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来领导，这个组织要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有严明的纪律，坚定的意志和不怕牺牲的决心，否则就不能领导革命成功。”王绍鏊明白这个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但他以前对共产党的一些做法有看法，觉得有教条主义味道。黄申芗诚挚坦率地对他说：“共产党在初建阶段是犯过一些错误，但现在已经改正。”多少年后，王绍鏊回忆起黄与他的谈话，仍感慨不已。后来，他们又相约在虹口的一家茶室作了几次推心置腹的深谈。为了避人耳目，一些关键性的词语他们都用日语来表达。王绍鏊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郑重地向黄表达了这一心愿。黄申芗表示报告组织后再作答复。1933年秋，黄申芗通知他上级已经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并由黄主持他的入党宣誓仪式，以后也由黄同他联系。这是王绍鏊人生历程中的重大转折。
由于王绍鏊的身分和社会关系，党组织安排他从事对国民党和上层人士的联络工作。1934年夏，广东实力派人物陈济棠对蒋介石排斥异己不满。“宁粤战争”一触即发。为了联合陈济棠共同拒蒋，红军派潘汉年、何长工与陈的代表谈判。为了推动潘汉年、何长工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中央特科让与广东军政界上层人物有过私交的王绍鏊赶去广州面见陈济棠。王绍鏊按照组织指示，还希望陈济棠和黄申芗、邹韬奋见见面，陈答应考虑一下。后来，陈曾在1936年7月的救国会会刊上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公开信。
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曾希望和黄河对岸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达成一个共同抗日，互不侵犯的默契，党组织派王去山西，利用与阎锡山的旧谊，策动阎锡山参加抗日阵营。并要他路经河南时，顺便试探一下孙殿英的态度。结果无功而返，老谋深算的阎锡山仅仅敷衍了一下，而孙殿英也是支吾其词。在返回途中，王绍鏊心情十分沮丧，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中统头子徐恩曾却盯上了他。一至浦口，便被特务秘密绑架。王绍鏊情急之中，将一张涉及党的机密的纸条吞进肚内。特务将他关进城内灯笼巷一处秘密据点，徐恩曾等人轮番进行谈话、审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王绍鏊不为所动。幸好徐恩曾尚未知道他的真实身分，以为他仍在一些军阀和政客中为倒蒋而奔走。为了让组织和家人知道自己已遭秘密逮捕，王趁看守不注意，在一张纸条上写明上海的家庭地址，现关押地点及事由，包上一块银元扔出窗外，请拾者代为通知家人。没想到的是还真有一位好心人拾到信后代为邮寄上海。三天后，王的家人赶到南京向当局要人，并将他失踪的消息在报纸上捅了出来。王绍鏊是知名人士，徐恩曾被迫只好将他移送到城外的反省院。“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迫于形势，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王绍鏊第一批被释放出狱。出狱后，他立即去见黄申芗，向组织详细汇报狱中的情况。黄告诉他，组织上已了解他在狱中的表现，称赞他不畏强暴，能严守党的机密，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他感到十分宽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地下组织对党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加紧发展关系，打入敌营，以获取更多的情报。王绍鏊积极物色人选，派人打入伪财政部。后来这位同志当上了盐务署长，王通过这位同志搜集情报，筹措经费。同时王绍鏊还在吴江的太湖河网地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袭击日伪军，由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二百余人。以后由于内部出了叛徒，遭到围歼，队伍被打散。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副主任刘少文从安全考虑，建议他暂时离开上海去香港工作。
1940年初，王绍鏊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活动。这一段时间，他深居简出，除了和相关同志交换情报外，基本不与外人接触。
1942年春，潘汉年派人通知他回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化名“老太爷”的人。“老太爷”真名叫张唯一，又名锦荣，湖南桃源人。1928年初至1933年底在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1935年2月不幸被捕，关押在苏州陆军监狱。1937年8月，经周恩来与国民党多次交涉，才释放出狱。以后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李克农领导下负责情报工作。1938年秋至1942年5月，辗转于香港和上海之间，协助潘汉年从事情报工作和国民党、敌伪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们到达上海后，张唯一便隐藏在王绍鏊家中，这所普通民宅便成了秘密联络点和活动场所。“老太爷”接延安指示，需再设立一部电台，请王绍鏊帮忙物色一个可靠的技术人员。王找到毕业于交通大学机电系的陈鲲，陈技术水平高，人也可靠，很快将两台收音机拼装成一台收发报机，和苏北建立了联系。
1945年冬，“老太爷”张唯一离开上海，地下党又一领导人张执一约王绍鏊谈话。王趁机谈了对时局的看法，认为要加紧开展民主运动。张执一十分赞同他的意见。于是王绍鏊经常找同一里弄的张纪元、赵朴初、林汉达等人聚谈。以后又扩大到工商界人士、文教界学者、以及沪上名医等。他们聚谈的中心话题是抗战胜利后先民主还是先“统一”。先民主，就是各党各派共商国是；先“统一”，就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王绍鏊认为没有民主的“统一”，只能是蒋家独裁。大家都赞同他的意见，推举他起草了一份关于国家前途的《意见书》。《意见书》拟好后，广泛征求了马叙伦、周建人、郑振铎、许广平、柯灵、傅雷等人的意见。经过几次座谈，决定着手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王绍鏊将座谈的情况向组织汇报后，张执一指示他要协助马叙伦将这个组织建立起来。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在上海宣告成立，并发表了宣言。这份宣言基本是以王绍鏊的《意见书》为蓝本讨论修改而成的。
1946年6月，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上海各界组织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赴南京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请愿。地下党指定张执一在党内担任欢送请愿团和游行示威的秘密总指挥。6月23日，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欢送大会，欢送马叙伦、雷洁琼、胡厥文等赴南京呼吁和平。王绍鏊、陶行知同为大会执行主席。会后，与群众一道参加了示威游行。年底，国民党决定召开一党把持的“国民大会”，民进等十一团体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召开伪国大。王绍鏊还在民进召开的大会上应邀演讲，以自己参与国会的亲身经历，揭露伪国大的欺骗性。
而黄申芗在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则完全转入地下活动，专做敌伪方面的情报工作。为了掩人耳目，他组织了一个诗社，与他常有唱和的江眉仲、孙华复、袁巽初、余越园、陈屺怀等，皆为一方名宿。如袁巽初，是两广总督袁树勋之子，清末任过督练公所总参议。蒋介石赴日留学，“曾受其试，称弟子焉”。著有《巽初词》。余越园，名绍宋，又字樾园。清末入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后历任司法部参事、次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法政大学教授等职。擅长金石书画诗词。著有《书法要录》、《书画书录题解》、《寒柯堂集》等。陈屺怀，名训正，是陈布雷的堂兄。早年东渡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曾任上海商报总编辑及社长、浙江民政厅长、杭州市长，著述十分丰富。
1941年底，日本法西斯袭击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接着侵入上海租界，加紧了对上海人民的血腥统治，抗日斗争进入更困难的时期。由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心理上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黄申芗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1941年冬竟一病不起，于1942年春去世，时年58岁。
建国后，一些曾和黄申芗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每提起黄申芗，总是感慨不已。黄自1900年从事反清活动，历经武昌起义、二次革命、护国和护法战争，无役不从，直到抗日反蒋，为革命奋斗了四十余年，却未能见到新中国的诞生，所以大家都为他惋惜。1951年，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长的张执一曾致电华东局相关部门，明确提出,“应追认黄申芗为烈士”。后因各种运动高潮迭起，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1955年，张执一同志又旧事重提，并写信给相关的同志，如王绍鏊、王学文、项与年等，要求出具证明材料。王绍鏊曾于1955年8月9日复信张执一：
执一同志：
手示迟复为歉！
申芗同志革命事实我所知亦不多，因当时领导俱属单线，事不干己，即不顾（过）问。申芗同志组织的某社，即我两人参加的社，但我竭力回忆，竟想不起该社的名字来了，广泛地网罗了青红两帮许多爱国分子，以及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确能替革命开辟广阔的统一战线的道路。五圣山的高汉声（高震霄，字汉声，湖北房县人。共进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五圣山，为向海潜所创建的洪门组织，高时任副山主）等均受申芗的领导，兄所深悉。
除此之外，申芗同志还通过曹亮同志或者杨东莼同志，随时向救国会有所贡献。但其详情，我亦不得而知，惟救国会拟向广州迁移时，曾通过我和陈济棠拉拢，申芗亲到广东和陈济棠晤面。又介绍邹韬奋、陶行知两同志晤陈，共同决定救国会移设广州。因我在赴晋途中被捕，以后事我就不清楚了。
七七事变后，申芗同志始终没有离开上海，但知他在做敌伪方面的情报工作，刘少文同志应知其详。又闻救国会时期，王学文、钱俊瑞等同志均和申芗同志有往来，询他们便知其细也。
专此布复，致以
敬礼！
王绍鏊 1955.8.9
这封函件经张执一圈阅并加了批语后，转寄给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后来，王绍鏊又直接给上海市委统战部写信：“黄和我曾在短期内一起工作过，我和党发生地下工作的关系，也是由他介绍的。根据我了解，他是全心全意忠于革命的一位同志。从1934年起，他就为着革命事业开始做广泛的统战工作，曾组织了一个抗日反蒋的秘密团体，网罗了各阶层有代表性的积极分子，一起来策动抗日反蒋的工作。现在参加这个组织还健在的，除我而外，还有中央统战部张执一副部长、北京外国语学院刘仲容院长、江西司法厅厅长刘文涛等，都是当时的骨干分子……”
1959年11月，黄申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3年7月，由中央民政部重新颁发了烈士证明书。他的遗物被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收藏，生平事迹被编进《静安英烈》，遗骸安置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1961年，黄申芗的养女黄淑华曾致函王绍鏊，想了解一下其父黄申芗的生平事迹。当时王已届古稀之年，身兼多职，既是中央财政部副部长，又是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常委，但他还是抽空给黄淑华复了信。前后几封信，无不表达了王绍鏊对逝去老战友的深厚革命情谊。
1970年3月31日，王绍鏊在北京逝世。在这以前，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一直未公开过，家属在清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他写的自传和党员思想小结。1981年1月，《人民日报》登出一篇纪念文章，称王绍鏊为民主战士，同时也是一名老共产党员。随后，又报道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财政部党组为王绍鏊举行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的消息。这令一些人十分惊讶，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者，竟是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中共特科老战士。 （待续（作者为市民革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