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抗战岁月
□ 李颂卓口述，车璇整理
李颂卓（曾用名：狱生），男，汉族，1924年9月生，湖北汉川人。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期步科毕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外语班第二期毕业，中央防空学习照测总队第八队防控技术专业毕业。1985年9月加入民革。
194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68军119师355团排长。1944年赴印、缅远征，任国民青年军204师随军翻译员。1944年至1946年任国民党新一军38师附员（兼译员）。1946年至1948年任广州市政府税捐稽处税务员。1948年至1950年任广州汕尾盐运商行副经理。1950年至1957年于湖北省沙洋农场劳动改造。1957年至1958年回汉探亲。1958年至1961年于曙光水电安装合作社任电工。1961年至1981年武汉电力电容四厂任电工。粉碎四人帮后任厂办业校外语教员，后由于患病在家休养。1983年病愈后任湖北省汉川县三议中学外语教师。1984年任武汉市第四十五中学、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外语教师。1985年任武汉市民革业校武昌分校外语教师。
我叫李颂卓，1920年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一个书香之家，1940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甘肃兰州七分校步兵总队第十一中队学步兵科毕业。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那时我在武昌大江中学读书。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武汉举行了庆祝大游行，我看到游行队伍都在唱抗日军歌，国难当头、国破家亡，当时我就决定投笔从戎。随后我考取了防空学校当学兵，学习防空部队探照灯高射炮专业。高射炮白天、晚上都有打飞机的任务，我学的探照灯专业是晚上有任务，主要负责夜间防空，监测敌机入侵。那时日本人的飞机专找大都市、军事要地、铁道枢纽打，我们就跟着他们跑。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我们队的任务就是要保护他的安全，防备敌人空袭。完成这个任务以后，部队又开到贵阳，执行贵阳城市防空任务。日军的飞机常常是三四十架一起开过来，当时我们的空军力量基本丧失，优秀的飞行员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我所在的探照灯照测组，其实就是给高射炮当“眼睛”。白天我们隐蔽在草堆里，夜晚敌机来袭时我们便开始工作。我们用专用的仪器探测敌机动向和方位，随即把信息传至高炮队，再通过探照灯的照射让其暴露在高射炮的火力之下，由高炮队负责击落敌机。我们使用的是英式探照灯，连同操纵仪等设备要占30多个平方，当探照灯运行时热量很大，靠太近会烫伤。但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打下二三架飞机，再累再苦心里也高兴。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部队继续西迁，经过成都、重庆，最后到达甘肃兰州，保卫兰州的安全。到了兰州以后，我们就住在皋兰山底下，配备了十组探照灯。这时日本人的飞机更加疯狂了，日以继夜地轰炸，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命中率不太高，一场战役下来，敌机能轰炸三十架、五十架甚至上百架，我们能打下来的仅仅只有一架、两架、三架，其他都跑了。但是有一点好处是，有了探照灯，日本军队的飞机就不敢低空投弹，只敢飞得很高，这样命中率就小很多，牺牲就少些了。
一直到1940年秋天，那时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兰州招生，我报考了黄埔军校并被录取了。我当时已经当上二等兵并且升为班长了，我所在的三分队队长庞光忠不同意我走，于是我苦苦哀求说：“匹夫报国，我考了军校可能对抗日的贡献还要大些。”后来我打了报告呈给中队长，中队长管分队长，他同意了，我便顺利离开了防空部队，正式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一年后，也就是1941年，我来到七分校的校本部西安（兰州只有一个总队），在那里又学习了一年。当时我最感兴趣的科目是野外训练、野外演习，目的就是为了打仗、为了战胜敌人，学习怎么攻击，怎么配备兵力。当时我的帽子里面只有一个 “死” 字，为国牺牲，我时刻准备着，所以我在自己的帽子里写下了这个字，时刻提醒自己到了战场以后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另外我最讨厌的科目，也是我的弱项——器械体操，上单杠、跳木马、上双杠。我的身体瘦小，我的同学都是五大三粗的，他们轻轻松松便跳起来，我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跳上去抓住铁杠。怎么办呢？笨鸟先飞，他们休息去了，我就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跑到操场去练，最后终于合格了。在学校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一般是大学的教授，军事课程的老师由保定军校、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先期的学生担任，我最崇拜他们。在校期间我随大流加入了国民党，当时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大都对加入国民党非常积极。经过入伍生阶段加上一年半的正规生阶段学习，两年后，我从黄埔军校毕业了。毕业典礼在河西大校场举行，当时七分校的校主任何忠参加了检阅。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学校开办外语班，有俄语、英语、日语、编语（编出语言），于是我又留下来学了一年英语。在校期间，我的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区队长都是清一色的黄埔毕业生：队长郭启义黄埔三期，中队长宋赵芳黄埔十二期，大队长张功黄埔八期，区队长张冯德现在还在台湾，我们经常有书信来往。但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他叫钧遥间，湖北监利县人，学机械化的。我能够到外语班学习，后来能够当翻译，能够出国远征，多亏了他提拔和培养，这一段经历对我日后帮助很大。
1943年我毕业离开学校，被分到青年远征军204师，师长叫秦一志，黄埔二期毕业，师部驻扎在四川万县（现万州）。报到以后，部队就开始号召出国远征了，师长秦一志找我谈话说：“你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我对你特别关注，现在要考核你的带兵能力、吃苦能力和军事技术是不是合乎要求。”结果经过他多项考核并认真查阅了我的简历，终于批准了。1944年，我们一起出征的青年军一共四百多人，步行到云南昆明巫家坝机场，经过身体检查以后登上了飞往缅甸战场的飞机。经过一两个小时的颠簸终于抵达缅甸的北方重镇——密支那，一下飞机我便被编入了新一军38师113团，并担任二营机枪连中尉连长。此时滇缅作战已进入反攻阶段，我的主要任务是供应马匹，保证马匹将给养的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前方。
中国军队第一次远征是在1942年3月，由罗卓英总司令带领第五军、第六军、六十六军开赴缅甸。日军方面则有五十师团、五十五师团、五十六师团、三十三师团、十八师团。那个时候盟军最高指挥官是美国人，叫史迪威，是美军派到中国战区的蒋介石的参谋长。远征军进入缅甸后，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盟军滇缅战区总指挥，但实际指挥官是黄埔一期的杜聿明将军。远征军在第一次远征期间打了两次漂亮的战役，一个是1942年3月的同古战役。当时远征军初到缅甸战场，各方面都还不熟悉。那个时候日本气焰非常嚣张，东南亚各国几乎都被占领了，下一步的目标就是缅甸和印度。当时英军第一军第一师加入英缅联军，但是英军和缅军上了战场就没什么战斗力。我们中国军队是第六军，军长甘丽初，黄埔一期。这一役，我们虽然腹背受敌，死伤两千多人，但也消灭了敌人约五千人。第二个漂亮仗是我所在的新一军38师参加的仁安羌战役。仁安羌位于缅甸北部，是石油重镇。当时英国人退了不敢打了，蒋介石急得不得了，为了扭转战局，他亲自飞到达西指挥战斗，让新一军38师师长孙立人坚守，一定要守住曼德勒。当时仁安羌油田被日军五十四师团占领，英国军队的几个兵种在那被日本人围困，弹尽粮绝，请求中国支援。这一仗我们打得很漂亮，是近代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和盟军并肩作战所得的荣誉，是盟军在第一次缅战中唯一的大胜仗，同时更是一个奇迹。因为新38师在劣势情况下，竟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败七倍于我的敌人，救出七倍于我的英军，这十足表现出中国军人作战精神的英勇与顽强。后来由于战略撤退，第一次远征失败，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新38师向西撤往了印度，是第一次远征结束之后唯一一支保存建制的部队。中国驻印军在蓝姆伽换装了美式装备，有美国的军事援助和充足的粮食，军事训练十分扎实。经过一年的整训，于1943年下半年开始反攻。1945年，在缅甸的远征军、从印度回来的反攻军队跟滇西远征军会师后，我们节节胜利，日军节节败退。我虽没有获得直接参战的机会，但战争的残酷却耳濡目染。那里的自然条件太恶劣了，我们一边要和敌人作战，一边要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战。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士兵的尸体如果在野外战场没有来得及处理，不到几个小时就只剩一堆白骨。那地方可以说是不毛之地，毒蛇毒虫太常见了。每天都有人倒下，好多人没死在战场上，却倒在了这蛮荒的原始森林里。
后来，我随远征军凯旋归国。到云南彝良休息了一天，之后又飞到广西南宁。到南宁后当时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陈诚下达命令，我们新一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海南岛，因为日本军队的残余力量都在那里。就这样我们步行军又开始准备进入新的战斗。走到广西玉林时，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这真是天大的喜讯，抗战终于胜利了！于是我们改道广州，在那里接受了日本人的投降。
抗战胜利以后，我离开了部队，因为我觉得已经打退了日本人，已经完成了使命。我不想打内战，于是我转业了，进入了广东省训练团，学习了半年左右财务，然后被分配到广州市政府财务局当税务员，当文职干部。那个时候国民党行政人员分三级，我是最低级别的税务员。到了1948年我回家了，因为那时我还没结婚，就回老家结婚了。结果结完婚准备回广州时，由于内战的原因到广东的铁路中断了不能回去复职了，于是我就留在了武汉。处于失业状态的我学了电工开始转行建筑，在湖北省建筑机械厂做技术工人，负责室内的电线布置，一直到1981年退休。退休以后，由于我还懂点英语，那时候英语老师比较缺乏，汉口武胜路后面的一个中学正好要聘请英语老师，我就毛遂自荐去应聘，结果被录取了，后来还在位于武昌的十四中、位于汉阳的城市建筑学校教过英语，并受到了校领导、老师、学生们的欢迎。
1986年，黄埔军校在湖北省成立同学会，并聘请工作人员，除了干部以外还要黄埔军校的校友来主持工作，很幸运我被选中了。就这样，我当上了黄埔同学会联络员，并荣获过“全国黄埔同学先进会员”称号。我们这批联络员除了我之外，还有几个十二期的学长，和二十期、二十二期的年轻同学。我的主要联络对象就包括了我在黄埔时的区队长张凤德，十六期，他这个人事业心很强，在黄埔当了区队长后又进了伞兵总队，到台湾以后离开部队改学画画，还当了美术老师，说起来很有意思。
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肯定了国民党军队为抗战胜利所作的贡献。也是在那一年，湖北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在洪山礼堂隆重举行，并为四十位抗战老兵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其中有八位是我们黄埔同学。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亲自为我戴花，还把勋章颁发给我，那一刻，我非常激动，国家终于承认我们是抗日军人了，那种心情无以言表。
1985年，我光荣加入民革，成为了一名民革党员。加入民革以后，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想为社会做点事情。香港、澳门回归前，我和汉阳区的黄埔同学涂良同志一起举办了两次书画展览，宣传黄埔精神，介绍香港、澳门的新面貌。 后来，我又专门订做了四个活动的简易报栏摆在我家门口，把当天的主要报纸、还有我们民革的《团结报》展示出来，让来往的街坊邻居可以免费阅读。这样，我的报栏里既有执政党的报纸，又有参政党的报纸，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管晴天雨天，这项事业从来没有间断过，我就这样坚持了下来，至今已有十几年时间了。90多岁的人还能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很欣慰，也很满足。 （作者为市民革机关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