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清王朝敲响丧钟的人
——纪念熊秉坤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 黄 铉
一百多年前，一声枪响，打破了武昌城夜空的沉寂，为最后一个腐朽黑暗的王朝敲响了丧钟，宣告了数千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其功甚伟，将永远彪炳史册！
究竟谁开的第一枪？历来多有争议，有熊秉坤说，有金兆龙说，有程正瀛（又名程定国）说。其实谁开的第一枪，并非关键所在，而谁能决定起义、宣布起义，才是至关重要的。熊秉坤是湖北新军工程营的共进会总代表，按共进会的规定，“代表的权限很大，战时就是指挥官”，只有他才有权决定起义、宣布起义，起义首功唯他莫属。所以武汉大学吴剑杰教授认为，从宏观、广义上说，熊秉坤荣膺首义“一枪之功”是当之无愧的。
起义前夕，相继发生了南湖炮队事变、汉口宝善里事件，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机关又被破坏，领导人纷纷逃逸，彭刘杨三烈士被害，风声鹤唳，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而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熊秉坤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揭竿而起。能作出这样的决定，需要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胆量！回想头年4月，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与黄申芗相约，趁长沙饥民抢米风潮之机在湘鄂两省同时起事，当一切准备工作皆就绪时，焦达峰却迟疑起来，中止了起义计划，故而错失良机，功亏一篑。所幸，“黄申芗、李抱良（李六如）等部勒有方，豪无显著迹象，与官厅以兴大狱之机会，故实力完全保存”（张难先语），不然将要铸成大错。这就是所谓“该出手时就出手”，切忌举棋不定。
熊秉坤能在关键时刻作出决断，这要缘于他对客观形势的正确判断和他的见识。据熊秉坤自述：“辛亥6月中旬，于胭脂巷胡宅（系革命机关处）聚会，讨论进行方法。杨君玉如问坤曰：‘鄂中革党，军界有人，会党有人，此次起事，果以何界为利？’坤答：‘以军界为利。’又曰：‘何故？’曰：‘势力最大莫如军界。军界动，则无人反对。无人反对，则事易举。况军界之中，器械足用，军人亦奔走灵活，能耐劳苦，大事岂有不成者乎？若以学界、会党发难，一旦军界不应，或自作反对之行，则其势为瓦解必矣。’杨然之。”再如起义前形势危急，人心摇动之时，他深知气可鼓而不可泄，便“起而激之以大义，并诈称曰：‘吾辈名册已被索去，其反也死，不反亦死。与其坐而待毙，何若反而死，犹得其所也。不闻近日安徽之徐锡麟、熊成基乎，虽死亦生……可知革命价值如何高尚，为革命以死者，何一不为上等人物？君等果能协力齐心，力图进取，事当有济。即使不能，尚有待后之铁血健儿鉴此危心，以相继成功而已，于民国前途获利匪浅，亦奚不乐一死，让诸贤之专美于其前哉。揆时度势，况必不致于死耶。’”凡此种种，不一一赘述。由此可见，熊秉坤不仅有胆量，而且很有见识，绝非一般有勇无谋的平庸之辈可比。
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综观熊秉坤的一生，始终顺应时代潮流，追求光明，追求进步，锲而不舍，即使身处逆境，也毫不动摇。1913年，宋案发生后，因不满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与季雨霖、曾尚武等组织改进团，倒黎反袁。此时黎元洪已完全倒向袁世凯，不等他们有所行动，即先发制人，5月20日出动军警，大事逮捕。25日，悬赏缉拿季雨霖、曾尚武、熊秉坤三人，并通电各省：“湖北军官季雨霖、曾尚武、熊秉坤等煽惑军人，倡谋内乱。”接着组织军法会审，对季、曾、熊三人缺席审判。熊被迫逃到江西、上海等地。6月，根据黄兴实行“第二次革命”的指示，同季雨霖由沪返鄂，与梁钟汉、詹大悲、夏述唐、彭临九、黄申芗、温楚珩、蒋文汉、陈少武、蔡济民、吴醒汉、丁仁杰、刘英等会合，分藏于法租界德明饭店及日租界松乃家，设立机关，联系武汉旧有军队讨袁（据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癸丑讨袁一役》一文所述）。各项工作刚有头绪，却被黎元洪侦知，一面急电袁世凯派兵相助，一面下令分途捕人。熊远走日本。1914年，他在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被孙中山委以鄂中司令。同年秋，回鄂组织讨袁军。护法期间，他跟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 ，任广州大元帅府大本营参军。北伐出师，他积极配合做策反工作。解放前夕，熊通电反对独裁，与李书城、张难先等在湖北开展和平运动，参与维持地方治安，迎接武汉解放。而有些人在武昌起义以后却没干过什么好事，甚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如金兆龙、程正瀛之流。两相比较，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熊秉坤是辛亥革命的功臣，但他不以功臣自居。不像有些人，动辄攘臂言功，或居功自傲，骄横不可一世。他从小受过苦，种过田，放过牛，所以一直保持着平民的本色，生活俭朴，安于平淡。1931年，湖北省政府改组（此前他是省政府委员），离职调南京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直到1946年退役，未任过具体职务，“只是拿钱吃饭而已”。这期间，并未受到人们普遍重视，他也淡泊自甘。只是有一年在重庆参加国庆招待会，来宾中有驻华使节，其中有位美国大使詹森忽然找熊干杯，自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他是美国驻汉领事，对熊的首先发难十分敬佩，“今日相见，甚感荣幸”云云。这样一来，才引起全场与会者刮目相看。
一般出身行伍的人，往往不怎么与文字打交道，但熊秉坤却不然，他很留心搜集辛亥革命时期的资料，具体如布告、通报、命令、函件、电报等，并整理成文。其用心之良苦，令人敬佩，这也是他过人之处。经他整理成文的，有如下种种：《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阳夏战争日记》、《前工兵八营阵亡死难暨五旅部属阵亡各员事略》、《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各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等。这类文章，有的以亲身经历记述了武昌起义的全过程，如《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阳夏战争日记》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史料；有的虽属拾遗补阙之作，亦不乏参考价值。
熊秉坤生于1884年，和我祖父黄申芗同庚，他们都是日知会的早期会员。日知会破坏后，熊秉坤加入了群英会，且是其中的骨干，而黄申芗则相继与林兆栋组织过种族研究会，与胡子仪、郭抚宸组织过同盟公社，与贺公侠组织过自治团，与任重远、王子英组织过军队同盟会，与钟畸、杨王鹏组织过群治学社。组织名称虽不同，但其革命目的是一致的。正因为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所以当湖北共进会一成立，熊秉坤、黄申芗都加入了共进会。武昌起义以后，熊秉坤与黄申芗、彭汉遗、黄元吉、梁维亚、李基鸿、高震中、蒋东佛等人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不知谁的提议，又结拜为异姓兄弟，表示“同生死、共进退”，一时传为佳话。“二次革命”失败，一些革命党人多聚集在东京，熊秉坤与黄申芗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或常在一起饮酒，或在孙中山先生处聚会密谈。《孙中山在日本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一书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颇多：如1913年12月29日，“下午三时五十分，田桐、凌致和来访，一起交谈，晚七时十分离去；下午四时二十分，丁仁杰、萧萱、熊秉坤、黄申芗来访，一起交谈，六时四十五分离去；下午四时三十分，陈其美来访，一起交谈，六时五十分离去……”又如1914年2月28日，“下午四时二十七分，叶夏声来访，议事，晚八时十分离去；下午五时，黄申芗来访，议事，八时十分离去；下午六时，田桐、阮复、熊秉坤三人来访议事，八时四十五分离去。”在以后的岁月，熊并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在他写的一些文章里，往往要提到黄申芗。如《武昌起义谈》：“是时湖北革命团体之最伟大者，厥为共进会与文学社是也。其发生非一日，人物非一派，日知会、群治学社、群学社、自治团等，皆其母体也。如刘静庵、朱子龙、梁瀛洲、胡瑛、刘景华、常振楫，日知会之巨擘也；蒋翊武、王宪章、刘尧澂、蔡达夫，文学社之中坚也；刘公、孙武、居正、邓炳三、刘英、黄申芗、查竞生、蔡济民、杨玉如、高尚志等，共进会之翘楚也。”再如《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当张之洞总督两湖时，厉行新政，风气大开，有志之士，以科举即废，乃投笔从戎。科学补习所及日知会虽先后失败，而湖北军界秘密团体之组织，若雨后春笋之茁发。如黄申芗、贺公侠、蔡济民、高尚志、杨王鹏、胡冠六、胡祖舜、胡玉珍、董天人、谢超武、杜武库、马骥云、杜邦俊、邓玉麟、刘复基、蔡大辅、唐牺支、蒋伯夔等组织群治社会、种族研究会、文学研究社、自治团、军队同盟会、兰友社、益智社、智育社等。组织名目虽殊，潜谋革命则一。”又如《湖北革命之起源及其经过之情形》：“前清光绪戊申至庚戌间，前有黄申芗、林兆栋、曾省三、黄元吉、梁维亚、邓玉麟等组织群治学社，而蒋伯夔、刘复基、蔡大辅、唐牺支、李抱良、钟畸等均行加入，更设《商务报》为机关报，刘复基、查光佛、宛思演、詹大悲主其事，一方为文字之宣传，一面作军事促进也。至庚戌年间，湖南闹米案勃发，欲调湖北新军弹压，同志拟乘时举事，由刘复基、查光佛于四十一标发难。黄申芗以孙昌复潜运炸弹进城，事泄，张彪恐激大变，不欲深究，黄申芗走申，林兆栋、黄孝霖走川，《商务报》亦被封，用群治学社名目以进行革命之运动，至是乃一顿挫。辛亥春……在汉口长清里设一总机关，在武昌胭脂巷设一分机关，在黄土坡开一酒店。黄土坡位于武昌山前，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四十一各标，暨工程营、测绘学堂等军队，必经之小街，设店于此，系长事联络军人之意，主其事者为邓玉麟。至是，各营各自进行，然悉为沟通党务，甚形发达，遂成秘密公开之机关。湖北共进会仍遵同盟会革命方略，预推刘公为都督，刘英为副都督，宋镇华为第一镇统制，黄申芗为第二镇统制。”（引自台湾出版《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
在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我结识了熊秉坤之子熊辉先生，他办事热心，待人热诚，又加上是世交，所以一见如故，此后便常有交往。特别是在1989年筹备成立武汉辛亥革命志士后裔联谊会这段时间，交往更是频繁。他对有关辛亥革命的人和事知之甚多，我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受益匪浅，也是从他那里更清楚地了解到熊秉坤老先生的革命事迹和高尚人品。
值此熊秉坤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我不揣浅陋写了这篇文章，谨以此来缅怀和纪念这位革命老前辈，深深表达我的敬仰之情！（作者为市民革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