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诗人（下）
□ 黄 铉
“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同意释放政治犯，黄简获释。虽然出狱了，但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特务们仍未放弃对他的跟踪、盯梢。父亲担心他的安全，要他投奔大哥黄元，他便去了江西彭泽。
“七七事变”促进了全面抗战，也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包括进步力量、中间力量和顽固力量的统一战线。这使全国人民为之振奋，殷切盼望国共两党真正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年秋，黄简在《贺新凉·新秋遣怀》一词中表达了这种心情：
风急河山变，正冷冷、长空万里，孤云一片。三十六峰霜降色，忍对愁怀看遣？算只有社前秋燕，一样心情无人识，但萧然落叶闲庭院。何处去？空留恋。
回首故国几时见？怅神州、倭奴遍野，鏖兵苦战。痛哭长歌应自惜，十载穷途欲倦。更谁是雄才硕彦？誓扫敌仇同握手，饮头颅、共醉黄龙宴。望中久，月如练。
这首词上片从气候的变化入手，暗寓时局的剧变。并以秋燕为喻，表现了沦陷区人民对故土的依恋。下片抒怀，表达了作者渴望收复失地、杀敌立功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民党当局挑动内战，消极抗日的不满。“十载穷途”，指国民党自1927年至1937年所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十年内战。同时寄希望国民党当局，翻然改图，捐弃前嫌，与共产党再次携手，“饮头颅，共醉黄龙宴”。
在彭泽，黄简结识了一位当地名叫周伯勋的共产党人，两人意气相投，很快成为莫逆之交。那时在彭泽一带，有一些从抗日前线溃逃到后方的散兵游勇，啸聚山林，沦落为寇，时常扰乱地方，地方政府为此十分头痛。周与他密商，由他出面去召募这些散兵游勇，表面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名，由当地政府发给粮饷，暗地里加以改造，秘密组建一支抗日游击队伍。黄简便与县政府和这支队伍接洽。当与双方商谈妥当后，将这支部队接到距县城数十公里的方家店（今属杨梓镇）驻扎，然后回县城复命。没想到这支队伍匪性不改，连夜抢了一些商铺和富户，逃走了。第二日，这些商家和富户便一纸诉状告到县里，县政府以“通匪”罪将黄简缉捕归案。黄简因涉世不深，缺乏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又一次遭受牢狱之灾。关押了十多天，大哥黄元置办了几桌酒席，邀请了当地一些有名望的绅士，如丁子振、谌叔平、欧阳宗怀等，请他们联名具保，不久得以宽释。此后就留在彭泽，协助大哥管理农场，有时干点农活，种种菜。
1938年结婚，1940年喜得一子，他连忙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父亲，并附上《彭泽山居》一首：“莫笑辛勤枳棘栖，干戈犹幸有园畦。惭非国士躬屠狗，羡煞村翁自祝鸡。药到无灵从妇病，诗成得意任儿啼。迩来为读渊明记，踏遍云山第几溪？”那时黄申芗身边有一孙女，名竹诗，为长子黄元所生，正在念书，现在又添一孙，当然高兴：“故园消息多迟报，喜信邮传快及时。半月添孙先见字，三年别子稍来诗。岂能无爱丈夫老？未免有情儿女痴。窃幕古人闻易教，师兼父职莫须辞。”（《即前韵为七言答眉仲书》）黄申芗写信再三催促儿子回上海。
1940年夏，黄简挈妻携子取道宁波回到上海，那时长江已封锁，无法通行。
黄申芗为了一家的生计，曾在上海郊县办了一个蜂场，他要儿子带两个亲戚去养蜂。上海早已沦陷，能干什么呢？养蜂何尝不是一种自立之路。长江三角洲河道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形成了著名的水网地区，这给养蜂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水路，可以容易找到花源，将蜂箱装上小船，由一地转移到另一地，十分便利。从此在这水乡泽国，处处可见到他来去匆匆的身影。他在《养蜂》一诗中写道：“未出人间世，能疏衣食谋。养蜂还自给，于物更何求？万绿丛中去，百花深处留。江南风韵地，从此任轻舟。”黄申芗对“百花深处留”一句十分赞赏，写了《寄简儿》一诗赠给他：
简儿养蜂江南，因地势平旷，河流如网，每以舟移场就花。尝有“百花深处留”之句，余颇爱赏，作此寄之。
水网江南地势平，一舟来去易纵横。
野人生活随蜂惯，尽向百花深处行。
由于黄简经营管理有方，蜂场开办时只购进一百箱蜜蜂，后增至三百多箱，所得收入，除自给外，还可以贴补家用。这种日子没过多久，厄运接踵而至，父亲的去世，无疑是对他沉重的一击，精神几乎崩溃。父亲病重时，他日夜侍候在旁，克尽孝道，悉心照料，百般抚慰。这令黄申芗十分感动，在《病诗》中慨叹：“卧疾己如客，手足如四邻。俄而温抚之，弥感骨肉亲，愈觉骨肉情……”
1942年春父亲去世后，朋友帮他在武汉找到了工作 ，他将妻儿安顿在大冶老家后，只身来到武汉，先后任湖北省立高中国文教员和汉口市立一女中英文、美术教员。
回想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黄申芗登上黄鹤楼，曾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了《登饮黄鹤楼》：“乡国楼台登望中，不胜言指弃前功。杳然琴鹤千载下，徒尔龟蛇两山雄。芳草自萋鹦鹉绿，夕阳故好胭脂红。浮杯欲驻华年乐，江汉北流还向东。”自武昌起义以来，革命党人为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前赴后继作过不懈的努力，进行过一系列的斗争，但均告失败。对此，诗人感慨系之，深深惋惜。古琴台、黄鹤楼、龟山、蛇山、鹦鹉洲、胭脂山，均为武汉名胜，隔江两两相对，字里行间，深深流露了诗人对乡土的眷恋与热爱。“浮杯”，即泛舟。夏完淳《寒泛赋》：“江汉何深，亦浮杯而可渡。”“江汉北流”句，是说长江和汉水合流后向北流去，至天兴洲处便折向东边，这既是写实，也表达了诗人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三十年后的1943年又重演了这一幕，黄简也是满怀悲愤的心情登上黄鹤楼，所不同的是，此时武汉早已被外国侵略者占据，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而写了《乱里登黄鹤楼》：
荒藤碎瓦漫纠缠，千古存亡此变迁。
不有龟蛇经浩劫，哪堪琴鹤话当年？
容知三户犹为虏，更上一层欲问天。
血染胭脂残夕照，江风却自扫腥膻。
黄鹤楼周围的景物已面目全非，美丽如画的江城只能残留在记忆里，自古素以反抗精神著称，富有革命传统的“三楚”人民却做了亡国奴，这令他痛心疾首，在诗中，他强烈谴责了日寇的侵略暴行。
从前坐牢时染过肺病，受过严刑拷打，这时旧病复发，加上伤痛，体力渐感不支，他只好辞去工作，回乡养病。环境的恶劣，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疾病的折磨，这一切使他深感痛苦，前途的渺茫更使他感到不安。幸好有友人不时来看望他，慰问他，设法给他治病，内心的痛苦得以减轻，不安的心情复归平静。他对朋友的这番美意心怀感激，但无以为报，于是写了《男儿结客行，呈三益兄，兼呈邬振老》：
君不见，男儿结客走幽燕，匹马纵横气无前。
一饭不忘睚眦报，埋落风尘几十年。
又不见，书生从来乖生理，无端钻破万重纸。
穷章摘句凋朱颜，刻意呕心豁皓齿。
怪余底事在泥涂，未解恩仇懒读书。
即令当时游于艺，区区尽是雕虫事。
奈何亦复误平生，坐对妻孥无一计。
况当乱世抱沉疴，欲向空山施女萝。
久绝弹冠贡公喜，深惭霖雨子桑歌。
渺然置身生死外，既无所贵何所害。
夜移药灶坐烧茶，晴借篷窗躬晒背。
正愁朔气转重阴，浊酒新停只拥衾。
堂前忽漫生光彩，不道良朋枉过临。
振老神医空远近，胡君高义驱古今。
一能医我离高枕，一能药我既灰心。
一医一药我终起，回思惠爱亦何深！
回思惠爱亦何深，得不令人感知音。
感知音，发狂吟。发狂吟，激石金。
君莫笑，徒有狂吟激金石，报君长愿勿相失！
振老，名邬振河（1898—1956），字潜修，大冶人。曾任区长、代理县长、小学校长等职。1938年，大冶沦陷后，积极参加抗日，奔走于鄂赣之间。后以教书、行医为业。
1945年抗战胜利后，接武汉朋友来信，说是在汉口市政府替他谋得一差事，约他见见面。盛情难却，他于是前往武汉。其时他的肺病已近晚期，经常咯血，在去拜访朋友的路上，买了一打手绢，全部用完了。他将自己的病情如实相告，为自己有负朋友的盛情深致歉意。为表示感谢，将自己最好的一套西服送给这位朋友，朋友也回赠他一件战利品——日本指挥刀。这可能是日本人祖传下来的，做工精良，刀柄镂花，镶嵌有各种饰物，缀有双色编织的刀穗，刀出鞘，寒光闪闪，斫石头，也不卷刃。这把刀后来成了他的心爱之物，常常要拿出来抚弄一番。离开武汉前，他又登上黄鹤楼，写了《胜后登黄鹤楼感事》：
方传捷报又称兵，独抚残楼百虑生。
万里长江犹血泪，三分雄镇尚榛荆。
徒深痛定还思痛，莫认明时却未明。
借问西来乘鹤者，区区民意孰关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至此终于取得了胜利。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广大人民的反对，又公然挑动内战，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西来乘鹤者”，借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此时国民党政府已从重庆迁回南京。
1946年夏，黄简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去世时还不满37岁。临终前写了一首《感遇》，可算是他的绝命之作：
沉疴厄运苦相持，身外唯余儿女痴。
十载风尘双袖泪，半生勋业几篇诗。
呕空热血心犹在，瘦尽羸躯骨自支。
一艺不成偏负气，清宵回首最难时。
黄申芗父子的经历虽不一样，但他们命运却有相似之处，历尽坎坷，无不染上悲剧的色彩。这也难怪，他们都生活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多灾多难的年代，父子的命运怎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无时无刻不关注着祖国的前途、民族的未来，虽屡罹颠踬，而寸心不改。陆游诗云“身卑未敢忘忧国”，这种忧患意识已经深深根植于父子俩的心灵深处，是一脉相承。（完）
（作者为市民革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