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市政协副主席、市民革主委彭富春
黄中柱 沈建文
他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德国哲学博士、武大历史上最年轻的全国人大代表。他不仅笃志学术、著作等身，而且是一位倾情文教怀睿智、着眼未来建诤言的哲学家。作为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他积极参政议政，所提出的诸多议案在社会上广泛引起关注和强烈反响。
他就是市政协副主席、武大哲学学院教授、市民革主委彭富春。
崇尚智慧的“漫游者”
彭富春1963年出生于湖北仙桃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他两岁的时候，父亲便因病去世，虽然家境艰难，但他从没有放弃过学习。1979年，16岁的彭富春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
在武大学习文学的同时，他将读书的视域不断扩大，从文学作品开始转向文艺理论和美学，最后到哲学。对哲学的热爱使他比哲学系的学生还要勤奋地钻研哲学，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武大图书馆所有的哲学书几乎都被他翻了一个遍，此外，他还坚持到哲学系旁听。1983年毕业时，彭富春留校成为哲学系的美学教师。
1985年，彭富春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李泽厚先生学习哲学与美学。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回武大任教。在彭富春心里，一直有个梦想：到哲学之乡——德国去学习哲学。他认为不去德国，他永远只能游弋在真正的哲学思想之外。1991年，他决定自费去德国留学。
留学德国的路充满了崎岖与坎坷。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我求学于德国最初的日子是我一生最缺乏阳光照耀的时光，所经历的是贫穷、疾病、孤独、劳累，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无助。在异国他乡，即便是被世人著称的浪漫都市，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帮助我，也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那时我也没有想到任何人，无赖中我想到了神……并相信，神并不是一个外在的偶像，而是人自身的精神。惟有人的精神才是人自己的守护神。正是凭借它，我顽强地走过了一段艰难的人生路途。”1992年，他终于通过了德语考试，成为奥斯纳布吕克大学一名正式的哲学博士生，师从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哲学名家海德格尔晚期弗莱堡弟子博德尔教授，专门研究海德格尔哲学。
1998年，彭富春学成归国，成为武大历史上第一个从德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老师。1999年，36岁的彭富春被评为武大哲学系博导，成为武汉大学最年轻的博导之一。
莘莘学子的精神导师
海德格尔的再传弟子、李泽厚的嫡传弟子——这样的学术背景，加之过人的天资和勤奋，彭富春的学术成果喷薄而出，成为哲学界、美学界一位光彩夺目的青年哲学家。
他撰写的博士论文《无之无化一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获得了世界著名哲学家们的高度评价并于1998由欧洲科学出版社出版（德文版）。2000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无之无化》（中文版）。这本专著成为海德格尔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
到目前为止，他已撰写和编译专著有《哲学美学导论》、《哲学与美学问题》、《论中国的智慧》、《美学原理》、《漫游者说》，《生命之诗》、《哲学人类学》、《诗、语言、思》等10余部，主持完成教育部等7项课题，在国内外学术专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自1998年以来，他在国内权威期刊《哲学研究》上每年至少发表一篇学术论文，这在学术界实属罕见。他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虚无主义、技术主义、享乐主义现象，提出要对当代哲学和美学进行“无原则的批判”等诸多学术观念，被誉为“最具创造性的青年思想家”和“中国一流的青年哲学家和美学家”。
在武大，彭富春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是青年学子衷心拥戴的“精神导师”，他深邃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影响了一茬又一茬大学生。“最伟大的漫游者是在有与无、生与死的临界点上行走的人。”他的自传《漫游者说》自述了他从一个农家少年到大学教授的奋斗历程，是他的心灵史和学习史，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大学生中影响很大。
他对课堂教学进行大胆创新与改革。2001年，他推行和世界接轨的哲学教学模式，开办了“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他推出原典教学，一方面讲授西方哲学的经典原著，另一方面解读中国思想的名著，鼓励学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给研究生讲课时，彭富春常常引导学生阅读英文或者德文原著。他的课堂和讲座常常爆满，很多外校的学生常赶来听他的讲课和讲座。“彭老师的思想仿佛具有一种看不见的魔力弥漫在教室，听彭老师的课，使人得到精神的洗礼和思想的升华”，学生们这样评价他的教学。因此他于2011年被选入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2002年荣获教育部全国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二等奖；2003年荣获宝钢全国优秀教师奖；2004年被选入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议政建言的“哲学王”
有人说“教授就是要一心一意教书”。对此，彭富春有着自己的认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应只在讲台和书斋作贡献，还可以走进社会大舞台，让自己的智慧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
作为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彭富春，不仅能够孜孜不倦地从事教学和潜心著书立说，还能够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梦想建言献策。他先后提交了“大中小学要开法律必修课”、“以法律保障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学校要强化心理教育”、“国学教育和现代公民教育相适应”、“实施全社会的人心建设工程”等建议案，尤其是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的“只有强国文化才能文化强国”建议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人民日报》还发表署名文章予以评论。
他认为，文化强国关键在于有强国文化。只有强国文化才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才能强国。为此，必须把文化发展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尽快制订文化领域方面的各项法律、法规，以促进文化的发展和文化事业的建设。
他强调，要实现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最根本的是文化创新。繁荣和发展文化，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优秀文化，但是只停留在继承和传承的基础上是远远不够。最根本的是要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创新。
对于怎样实现文化创新，彭富春指出，文化创新首先要培养文化创造者，培养“大师”。我们需要培养的是文化界的“乔布斯”，一个乔布斯先后领导和推出了风靡全球的电子产品，深刻地改变了现代通讯、娱乐乃至生活的方式，而且鼓励了无数人致力于技术创新。而一个文化界的“乔布斯”不仅能够为我们带来丰富的文化产品，他将带动的是一个文化创新的群体，这个群体会为我们创造出更多的优秀文化成果。“一个大师带动的是一个群体”，政府应该重视“大师”的示范、带动效应，应该有意识地培育能够产生“大师”的土壤。
其次，要实现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应该致力于创造划时代的文化产品。“文化强国必须有强国文化”，在他看来，强国文化不仅是优秀的文化产品，还必须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创新理念。
中国制造的文化产品远没有中国制造的物质产品那样在全球具有影响力，即使说到中国的文化，人们主要认可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中国当代文化。要实现文化繁荣和发展，政府应该鼓励打造划时代的文化作品，并借“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出海，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魅力”，输出“中国价值”，强壮“中国国力”，使文化这一“软实力”，成为中国经济的“硬支撑”。
划时代的文化作品从内容上来看，应该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结合，并且具有创造性；既保留了中华民族最有价值的文化，又符合世界文化的特点。这样才能发挥中国当代文化的创造力，使中国当代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并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
划时代的文化作品从形式上来看，其形态应该与高新技术相结合，这是我们所处的信息化时代的特点所要求的。
其三，文化强国既要张扬强国文化，还要反对“弱国文化”。强国文化应当是有精神有思想的文化。但在现实生活中，粗鄙文化、腐朽文化和堕落文化等“弱国文化”还有很大市场。比如嘲弄弱势人群；腐朽文化宣扬传统文化中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糟粕成分；堕落文化倡导吃喝玩乐甚至吸毒等消极堕落的生活方式。“一些一味迎合市场低级趣味的东西对社会危害很大，可以说是隐形的鸦片。”
他坚信，一个民族，只有当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因此，我们要更进一步地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从而抵达文化强国的彼岸。
从农家子弟到哲学家，从武汉到北京、从中国到德国，视哲学如生命、以天下为已任的彭富春饱经生活磨砺与精神洗礼，用他坚忍不拔的步履践行着孙中山先生倡导的“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精神和百年武大的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并煅造出光辉灿烂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