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革路与黄埔情
周丽芳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1968年高中毕业（老三届）下放湖北汉川当知青。务农两年，1970年被招工至汉川县化肥厂工作。1988年调回武汉，在青山区妇幼保健院工作。1990年，我参加武汉卫校成人医士班学习，考试合格取得执业医师证，在单位从事心电图检查工作，2004年退休。
(一)
我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家族成员中50%都在台湾。儿时的记忆中，伯父、伯母、叔叔、姑父、姑母在哪里，什么模样，都不知晓。只听大人们说过：“他们都是国民党的人，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从我记事起，命运就将我与国民党、黄埔军校连在一起。在极左路线泛滥时期，因为我家与国民党的渊源关系，父亲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点对象。8岁的我也成了“反革命后代”，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在幼小的心灵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1978年迎来改革开放，党的新时期统战方针温暖了“三胞三属”的心，我的政治生命也迎来了春天。从汉川调回武汉后，我便成了重要的统战对象，统战部及台办领导的关怀让我挺直了脊梁。
1992年至2007年，我光荣地连续担任青山区三届政协委员，认真履行参政议政职能，曾多次被评为“五个一先进个人”。1996年，我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先后担任民革青山区综合支部主委、民革青山区工委会副主委，还担任青山区台联会副秘书长。
我热爱民革组织，在那个没有普及电话的年代，我积极配合老主委揭鄂英的工作，如下班后骑自行车给众多党员送会议通知，经常上门看望生病或住院的党员。
党员王灵芳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改革开放后摘掉右派帽子，但工资待遇未能恢复。我得知此情后多方奔走，向青山区人事局、民政局反映情况，并多次沟通联系，商量解决办法。2005年，问题终于得以解决，王灵芳的工资每月增加88元，并一次性补偿6000多元。
（二）
我的伯父周法云，1938年就读于国立武汉大学，时值抗日烽火燃起，他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重庆黄埔军校十六期一总队（简称16-1），随后奔赴抗日救国战场。他赴台后历任台湾东管区炮兵司令、台北警备司令等职，中将军衔。
伯父一生铭记中山先生的教导：“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因此他念念不忘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目标！
定居台湾的39年，他十分思念家乡，在诗中写到：“睽违乡园万重山，归期若梦终日盼；往事如烟尘迹渺，两岸亲情声声唤。”这首诗道出了一位黄埔老人思念家乡的迫切心情，由于那段历史鸿沟的阻隔，他只能将这殷殷游子情宣泄于纸上，描述于诗中，却不能踏上回归故里的路途。
早在1980年，伯父就通过在美国读书的儿子与大陆亲人取得联系，一封封家书传递着两岸亲人盼团聚、思统一的血脉亲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伯父在党的新时期统战方针的感召下，看到中国统一的曙光，开始为推进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而呕心沥血的征程。1988年11月，他终于回到阔别39年的故乡——武汉。返台后他把自家的住房以大换小，腾出钱来作路费，连续四年奔走于台湾和大陆之间，主动承担起推进交流、促进统一的重任。
伯父回大陆除了探亲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寻找全国各地的黄埔16-1同学。他说：“两岸隔离40年，在政治层面上难免有疏离现象，可是国人血浓于水，比起公务运作更能心心相印。”伯父对大陆熟悉而陌生，他希望我能承担起两岸黄埔16-1联络员的重任。我被老人执着奉献的精神所感动，欣然答应了。随伯父上北京、奔西安、赴成都、抵兰州，四处联络黄埔同学。
（三）
当时我刚调到青山区妇幼保健院，正忙于学习和工作，伯父到我的单位看望院领导和同事们，受到区委统战部和区卫生局领导的热情接待。他回台后来信致谢，这为我日后请假陪同他开启了“绿灯”。
我请假陪伯父赴成都寻找黄埔16-1同学蒋术亮、张修忠，并邀请成都黄埔同学聚会。我还陪伯父赴兰州和天水，考察天水泰城玉器厂，为投资设厂做准备。
1989年12月是黄埔16-1同学毕业49周年，我协助伯父在汉口的小桃园餐厅举行庆祝宴会。我陪伯父参加一次次聚会，倾听他一次次热情洋溢的宣讲。他充满激情地号召两岸黄埔同学为促进祖国统一发扬骆驼精神：“含辛茹苦、鞠躬尽瘁，坚韧奋斗、保持信心，投入诚心、付出耐心。”
伯父这样说了，他也这样做了。为了促进经贸交流，他广泛联系动员商界朋友，来大陆投资设厂。他率商界朋友一行7人来汉考察，洽谈了7个投资项目。为促进文化交流，他邀请武汉杂技团和武汉京剧团赴台交流演出，为此他多次与市委统战部、市台办、省市黄埔同学会的领导接触。
为促成演出成功，他还数次与市文化局及两团领导协商，拟定了文化合作“草约”，并在台湾《环球时报》连续一周刊登宣传广告，在岛内引起轰动，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90年伯父因肝脏肿瘤而住院，出院后赴统一后的德国，交流汲取统一的经验，之后再次回汉与有关人士交流探讨祖国统一话题。1991年他被确诊患肝癌后，置个人身体于不顾，5月13日率团来汉考察，并与两团正式签署“草约”。1991年11月4日，无情的病魔夺走了伯父的生命。
（四）
1991年10月，湖北省政协举行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大会，台湾的黄埔16-1同学席少丹伯伯应邀参加大会，我受命去机场迎接。
席伯伯是贵州人，父亲系辛亥烈士，他几乎每年都要来大陆给父亲扫墓，然后去各地看望黄埔同学。他来武汉次数最多，参加黄埔16-1每年一次的毕业庆典，有时他还资助活动经费。我与他长期书信或电话往来，后来他担任台湾黄埔16-1同学会会长。我曾陪同他去山西临汾寻找黄埔16-1的田祥才伯伯。2010年8月席伯伯在台湾去世。
黄埔16-1的学生是1938年入学，1940年毕业，校址在成都。从1989年他们开始庆祝毕业49周年，之后几乎每年都是我协助闵文杰伯伯举行毕业庆典，自筹经费。直到2000年闵伯伯去世，便由我与他的女儿闵润琪组织。
从1988年我担任黄埔16-1联络员至2010年，这22年中，我参加接待多位台湾来访的黄埔老人及台湾黄埔16-1参访团，为两岸的黄埔老人传递信息、组织活动、沟通亲情。
1999年我第一次参加省、市黄埔同学会庆祝建国50周年活动，会上我演唱歌曲， 歌颂祖国歌颂党。20多年来我积极参加省、市黄埔同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如：参观学习、参加学习班、参加文艺演出等。我早已融入了“黄埔”这个大家庭，热情为黄埔老人服务、积极参加黄埔活动已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赋予我生命活力，是伯父让我与黄埔结下不解之缘。作为黄埔亲属，我要继承先辈遗志，发扬黄埔精神，为祖国的完全统一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作者为青山民革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