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的事后面有个小小的我
梅 成
说起武汉，大家会想到什么？过早？黄鹤楼？还是说话大声、豪爽仗义的武汉人？我想，无论想到什么永远都绕不开的，就是武汉的水。江河纵横，湖港交织，九省通衢的独特位置，诞生出灿烂的码头商贸文明，造就了武汉独特的“过早”文化，也同样塑造出武汉人天生的豪情。新中国成立后，武汉经历了两次重大的防汛考验，在千千万万防汛大军的英勇奋战下，最终都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难关，武汉亦铸就了伟大的抗洪精神。可以说，防汛就是武汉天大的事，武汉的城市发展史，亦是一部与水共生、与水相争的战斗史。
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未遇的罕见特大洪水，武汉关水位达到创记录的29.73米。当时武汉防汛大堤堤基情况复杂，防汛难度极大，中共中央对武汉防汛工作下达紧急指示，要求“竭尽全力，抢救危关”，当时武汉防汛总指挥部的总工程师名为陶述曾，一名民革水利人。
1896年，陶述曾出生在长江北岸一个叫作陶胜六的湾子里，10岁起在开封读书，逐渐接受新思想影响，凭着一腔报国热忱考入武昌军官学校。一次，教官给大家讲述“大禹治水，初奠山川，为民除患，留下千古之功”的故事，并在黑板上写下：“为生民立命，为万世立功的禹、稷才是真的英雄。”从小崇拜战斗英雄的陶述曾突然醒悟，英雄不仅仅是那些驰骋疆场的军人，也是扎扎实实从事建设、为民生造福的仁人志士。他开始渴望做一个治水的大禹。
陶述曾到职后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组建“技术参谋团”总工程师室，第二件事是把防汛和抢险知识传授给一线值守人员。为了让传播的效果达到最佳，他白天奔赴各个险工险段，夜晚在值班室里顶着酷暑，加班加点撰写《防汛与抢险》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后来极其艰难的防汛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时至今日，在防汛值守的巡检人员手上我们仍能看到这样的工作手册。8月18日，武汉关水位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但全市沿江大堤在陶述曾为核心的技术支撑和防汛大军的奋战下，在数次洪峰的摧残中依然牢固矗立着。经过整整100个日夜的艰苦奋战，武汉人民取得战胜特大洪水的伟大胜利。
1951年，经过慎重的考虑，陶述曾申请加入了民革。这位在旧社会工作了28年一直没有加入国民党的高级工程技术专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投身民革。作为水利专家，陶述曾曾在文章中多次写道：“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统治之下，所谓‘水利’，无非是保护租税的堵塞堤防决口，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水利才具有了兴利的实际意义，并且有着十分艰巨的工作需要去做。”而今，七十五载栉风沐雨，七十五载春华秋实，我们已然构筑起以水库、堤防、分蓄洪区为骨干工程的防洪工程体系，为保水利促水美，民革中央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充分发挥民革所长，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为长江湖北段生态环境保护献计出力。
在创建新中国和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中，像陶老一样在自己岗位上尽全力发光发热的民革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他们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而今身处新时代，面向新征程，每一位民革人，都正在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传承发扬民革的精神和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国家发展贡献民革力量。作为和陶老一样的民革水利人，在武汉防汛天大的事后面，现在也有我！我相信一个小小的我，一个个小小的我，在平凡岗位上努力工作的点滴细流，一定可以汇聚成国家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一定可以描绘出伟大中国梦的壮丽蓝图。
（作者为民革城建直属支部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