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李基鸿的精彩人生
李雨青
辛亥首义转眼已经过去110余年了，当年仁人志士叱咤风云的身影已走入历史深处，但他们为国为民、不怕牺牲、气贯长虹的革命精神却永远留在天地之间。我的祖父李基鸿先生是同盟会元老，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历次斗争。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从小没见过祖父，但他的传奇经历则早有耳闻。出于亲情的关切，也出于对历史的好奇，我搜集一些文字及口碑资料，考证整理，终于勉强大致勾画出他的精彩人生。发表出来，既作为对先辈的追怀，也是对辛亥革命的纪念。
一、祖父在辛亥革命前后
我的祖父李基鸿，字子宽，法名了空，1882年生于湖北应城盛家滩一个世代书香家庭，其曾祖父是丁酉科举人。幼时随生父读四书五经，生父去世后，跟从叔祖父学习科举文艺，研读经史百家。
求学日本，在陈天华的感召下参加同盟会，初试锋芒祖父学习成绩一贯优秀，在一次考试中，又名列前茅，受到知府赏识，选派他赴日留学并资助学费白银一百两。他到日本后，进入法政学校学习。应城先后到日本留学的五十余人，从事革命者不多。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陈天华任秘书。恰好日本政府颁布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群起反对。陈天华为唤醒国人，愤而蹈海抗议，部分学生愤然回国。在日学生于东京锦辉馆召开追悼大会，参加者数百人。孙中山先生、章太炎先生均送挽联。这两副挽陈天华烈士联，悼念死者、激励来者，在当时影响很大。接着，田桐先生的演说，非常地沉痛愤激，极富感染力。我祖父深受感动，为国家危难忧愤填膺。对陈的牺牲如感刀割，以至涕泪交流，于是下决心置生死于度外投身革命。回校后约同学杨时傑、张辉禧、汤明盘、李佐才等赴同盟会要求入会，遂由鲁鱼介绍，田桐主盟，举行入盟仪式。加盟人立正举右手向主盟人宣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加入同盟会后，祖父认识了田桐、张溥泉、胡汉民、吴崑等。吴崑任暗杀部主持人，祖父加入暗杀部。每次开会均秘密通知，还发给祖父一把手枪，到当地的墓地秘密练习。另请一俄国人教制炸弹，制成后藏到地窖中。清摄政王载沣到日本东京时，祖父奉命参加刺杀载沣，因日本警卫森严，无功而返。
有一次，梁启超在锦辉馆召开宣传宪政演讲会。我祖父邀约宋镇华、蒋文瀚、刘铁、张辉禧等六、七人携带刺刀前往，途中遇张溥泉，乃一起同往会场。会场挤满了人，梁启超正在演讲，张溥泉入场即冲向前大声疾呼，打倒保皇党，打倒满清走狗。祖父一行也同时踊上前高呼响应，会场秩序大乱。梁启超从侧门出走，演讲会只好草草收场。
留学回国，革命党人身份暴露，离家闹革命
留学期间，祖父读了不少进步报刊、书籍，接受了很多新思想，对革命的认识也不断提高。1907年共进会在日本成立，我祖父和张百祥、宋镇华、杨时傑、刘英、刘铁等同时加入。回国后，他们分头宣传革命，联络各地帮会，深入社会底层，组织力量，动员新军学生入同盟会，为壮大队伍四处奔走。祖父毕业回国后，一度回家小住。他的叔祖父不知从何处了解到他加入革命党的消息，十分紧张。那时大家都知道造反是要杀头灭族的，自然引起族人的恐慌和忌惮。这就对祖父形成不小压力，因此没过多久我祖父便离家赴武昌，并带走胞弟李其傑（字子林）参加革命。
祖父到武昌后，为了掩护其身份和便于在学生中发展党人，乃考入存古学堂，以之作为食宿之所。一次应同乡同学范韻珩邀约到共进会机关去，当时机关设在胭脂巷十一号胡祖舜处。隔邻就是孝感饶太婆居所，刘公及众多革命党人常往来于此。特别是学生常来此地相聚，来者或读书写字或喝酒聊天，其实是在酝酿革命。此后，祖父便在这两处和革命党人建立广泛联系。有一次，存古学堂同学春游洪山宝塔，回校后张仲炘堂长以春游洪山歌为题，要求学生各作一首长短句不限的诗。祖父在诗的末段写到：“登临纵瞰天与地，河山不改亦不易，岭南漠北变风云，自古英雄造时势，何人推翻黄鹤楼，何人掀翻鹦鹉洲，拔刀砍断长江水，要使长江水倒流。”后来，张堂长召见，面告其所作之歌错了一韵，“河山不改亦不易”的易字，应是异字之误，还委婉地要他去掉末段重作。祖父知道他看出诗里含有革命的思想，故对他提出劝告，是爱护青年的善意，便立即将诗卷焚毁。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天就请假退学。
去南洋宣传革命，联络华侨，回武昌参加辛亥首义
因好友冯亚佛早就邀请他去南洋，于是在1911年春，先乘船赴上海再转道香港去星加坡（今新加坡）。在开往星加坡的轮船上遇见陶成章先生，陶也是同盟会会员，曾与章太炎先生共创光复会。陶先生与祖父谈及革命策略，主张在北方发动，先攻北京，如打人先击其头，头碎则手足皆不起作用，理论非常正确。但我祖父以为在武汉为好，武汉方面革命组织有根基，而且新军中同志多，学生中同志也不少，一有机会，即可发难。北方同志太少，满清政府防卫甚严，发难不易。陶最终表示赞同。船抵达西贡（今胡志明市）二人同上岸游览，陶因事留在西贡，祖父仍上船前往星加坡。在星加坡祖父被推举为星埠同盟会书记，一个月后，冯亚佛、李东佛等邀他赴泗水游览，同时联络华侨同志。应泗水书报社聘请，他留下担任《汉文新报》编辑。还不到三个月，就接到武昌同志来电，报告革命军起义，瑞澂逃跑，黎元洪任湖北都督，要我祖父速归。我祖父立即印发号外，报道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同时号召南洋各埠华侨同志回武昌参加斗争。接着，我祖父与他所亲自通知的蒋东佛、冯亚佛、李拂尘、杨鸿藻、杨伟诸同志及华侨陈楚楠、徐瑞霖、莊嘨国等先后抵汉。抵达武昌时，杨时傑引我祖父和蒋东佛见过黎都督。后来各位同志推荐我祖父与蒋东佛任都督府秘书，接着我祖父被推选为参议兼议案审查厅主任（红楼保存有他签批的文件）。
有一日，黄申薌、黄元吉、丁人傑、梁维亚、熊秉坤、蔡大辅约彭汉遗、蒋东佛、饶汉祥与我祖父赴宴并结拜为异姓兄弟，表示同生死，共进退。时人称为革命十兄弟。
二、祖父在“讨袁斗争”中
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日子里，他参与了两件有影响的事
1912年南京中央政府成立，十七省代表公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黄兴为陆军总长，次长蒋作宾，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等等。其实在南京的湖北代表想推孙武为陆军次长，未果。孙武不满回鄂，后因孙武居功自傲，对上诽谤埋怨、对下级军官傲慢无礼，结怨甚众。黄申薌、丁景良、查光佛、黄元吉与我祖父等诸同志集会于同盟会支部，全体与会者均赞同以群英会名义倒孙。
同年，南北议和，孙中山先生让位袁世凯，鄂都督黎元洪派田桐与我祖父往上海迎请孙先生莅鄂。孙先生应请乘沪宁铁路专车至南京，再换乘联鯨兵舰赴鄂，抵达汉口时，上万人在两岸欢迎。孙先生在汉口休息数小时后乘轮渡至武昌。孙先生随员有夫人、孙公子及胡汉民、廖仲凯、景耀月、庞青城、章士钊等，那时宋藹龄女士任孙先生秘书，也随从来汉。在汉口的欢迎会上，孙先生讲了革命从破坏到建设的意义，并勾画出武汉发展建设的蓝图，至今都具指导作用。孙先生返回上海时，我祖父一直随同陪伴。
在《国光新闻》社，面对威胁利诱，铁骨铮铮
田桐在北京所办的《国光新闻》在当时的新闻界占有极重要地位，他邀我祖父去帮忙。祖父报告黎都督，获准后并得到黎给《国光新闻》的六千元补助款，遂前往北京。国民党在北京的报社不少，所有执笔人皆一时豪俊。祖父初进《国光新闻》任总编辑，每日必遍阅各报。所投来的新闻与电报都亲自过目，社论、评论必须把关，有时还得亲自撰写，十分辛苦。当时祖父所用笔名是：锄奸、孤鸿、去非等。田桐因竞选国会议员回湖北，要祖父兼任报社总经理，接任后我祖父将编辑、印刷、发行三部门分开，他主张各尽其能、各负其责。报社工作很有起色，还得到各方都督支持，经费充裕，发行量不断增加。
中国国民党成立，委我祖父为交际干事。袁世凯宴请湖北起义有功同志于外交大楼，席间将张振武、方维逮捕，分别杀害于东交民巷口和金台宾馆门前。各报纸以袁滥杀有功人员群起攻击。又因中央政府参众两院成立，国民党议员占绝对多数，宋教仁主张建立责任内阁制，袁世凯担心不能实现自己独裁的野心，对宋教仁视为眼中钉。舆论媒体纷纷发表文章支持宋教仁，批评袁世凯背叛约法、对外非法借款、对内镇压革命党人的行径。袁欲以金钱收买报纸，授意参谋次长陈宧带百万元去贿赂各报社。到《国光新闻》社以十万元为诱，要祖父不再刊登批评袁世凯的文章，被祖父拒绝。没几天，又派某参谋带宪兵来社，要祖父交出有关张绍曾的一段新闻稿，祖父说，新闻记者负有闻必録之责，该段新闻如有不实，可来函更正，如报社不予更正，可诉之法庭，本社有保存稿件之义务。袁政府又派军警来社搜查，说社内藏有武器，结果只搜得查光佛所携带的勃朗宁手枪一支，且有鄂都督发给的允许带枪的证件，没有违法。于是又诬陷印刷所主持人图谋不轨，将其捕去枪毙。是可忍孰不可忍。祖父的这段经历表现出他为革命不畏威胁强权、不受金钱诱惑，敢对反动势力口诛笔伐的凛然正气，让世人折服，肃然起敬。
宋教仁被暗杀，他作诗文抒发自己的情怀
宋教仁因公去上海，田桐、白逾垣、陈家鼎、仇蕴臣等与我祖父皆往车站相送。当其奉袁世凯电召回北京时，一到上海车站就被人暗杀。后来查悉为袁世凯密令赵秉钧买通应蘷丞之所为，北京报社立即发表文章，披露袁世凯之阴谋，《国光新闻》首先登载，并有诗二首云：
藉口唐虞宁始愿，追踪操莽实平生。忍于末路欺孤寡，愧向重泉对父兄。三海沉沉高拱地，九门密密戒严兵。孙黄方悔推襟误，误铸中华大错成。
媚俄协约边庭弃，毁宋酬勳贼智生。中将授多厮养卒，议员买仗孔方兄。不知挥霍谁担债，且肆威稜自弄兵。五毒四凶舒意气，中原帝业要观成。
我祖父当时在评论中写道：“吴禄贞死，而真革命不成。宋教仁死，而真共和随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祖父早已洞察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
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后，曾一度到北京。祖父陪他游十三陵，登万里长城。到张家口时，祖父曾作七绝三首：
巍峨寝殿排云出，卉木丛生夹道中，翁仲无言分道立，临风也识拜英雄。
南口北趋三十里，昌平州下劫余灰。危亭矗立孤碑在，读罢遗诗不尽哀。
万里长城故址墟，居庸关外御强胡；而今试起秦人问，到底强胡御得无？
祖父忧国忧民的情怀、向往革命的精神跃然纸上。
胞弟牺牲，他奋然前行
袁世凯窃权盗国，帝制自为的罪恶用心暴露，国民党中的激进者纷纷离开北京。不久，袁政府罢免江西、广东、云南、安徽四都督。李烈钧起兵讨袁。
孙总理率海军赴粤，命田桐回汉组织讨袁军。田在汉口设总部于日租界。以张汇滔为参谋长，熊秉坤、江炳灵为参谋，曾省三与我祖父为参议，联络武昌汉口同志共同讨袁。宁调元、熊樾三、杨时傑、潘康时、蒋文汉、黄元吉、 丁景良等在汉口分头活动，祖父的胞弟李子林任敢死队队长，吴玉屏等任队员。
有一日祖父在都督府见黎元洪，忽然某副官来密报田桐到汉组织讨袁军、宁调元和熊樾三等已建立秘密机关等情报。祖父觉得兹事体大，离开都督府后，立即告知相关人员，田桐等的活动已泄密，情况危急，劝他们迅速离开汉口，避开风险。他自己仍未离开汉口，借宿法租界紫绮堂堆栈，在日法两租界活动。丁景良化装渔人，寄居于小艇，往来武汉。其时李烈钧在湖口已将叛徒余大鸿捉住并枪毙。未按我祖父的嘱咐撤离的熊樾三、宁调元最终被敌人逮捕枪毙。江西李烈钧失败，南京何海鸣也失败。武汉讨袁军实力不足，千余名将士流血牺牲，他的胞弟李子林也不幸被驻应城袁世凯部队逮捕杀害，同时被枪杀的还有吴玉屏。田桐和我祖父及其他同志商量，决定遣散队伍，同赴上海。1914年，祖父在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我祖父应田桐之约在上海创办《海上通讯社》与北京、广东、湖北及各地报社通讯联系。这个通讯社在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斗争中发奸摘伏，严词谴责，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祖父在北伐前后
陈炯明率部叛变，他紧跟孙总理
1917年9月，孙中山在粤，由非常国会推选为大元帅，祖父赴粤效命。不久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邓铿（号仲元）为参谋长，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祖父任第二军军部秘书兼任粤汉铁路总局监督。1922年2月孙总理率粤军第二军北伐。全军已由广州出发，经梧州抵桂林。祖父接许军长电，令向邓铿参谋长请拨军饷及子弹接济第二军北伐之用。祖父持电见邓参谋长，邓同意拨二十万元与子弹二十万发，让祖父直接在梧州取运，转送桂林。陈炯明因此对邓参谋长不满，为独揽大权，乃命其亲信密商除掉邓铿。祖父从朋友处听到风声后，立即约邓到公园游玩，通报信息，请其注意防范。邓认为自己手握两个师，别人不敢乱动，麻痹大意，没有重视祖父的忠告。就在1922年3月21日，邓参谋长到广九车站接人时，即惨遭陈炯明的心腹陈觉民杀害。陈炯明欲掩盖其罪行，宣布全市戒严，并一面虚张声势搜查暴徒，一面假惺惺为邓参谋长隆重治丧。在梧州的北伐军接到邓参谋长被害噩耗后，孙总理心知后方有变，即令全军迅速回粤。到达三水，孙总理即召集会议，大家认为邓之死是陈炯明之阴谋，有人主张先解决陈炯明及其卫队。孙总理宽宏大量，认为陈炯明究系党人，只要他服从命令，照拨北伐军饷及所需弹药，则应避免兵戎相见，允其改过，以免造成损失。于是派我祖父乘一车头赴省，接廖仲凯来三水。孙与廖面商后令廖回省找陈炯明谈话，陈只好同意拨军饷与子弹，交第二军。
孙中山蒙难永丰舰，他建立物资供应渠道
因后方不稳，北伐不得不停止，孙总理仍回广州，入住粤秀楼总统府。6月16日，陈炯明终于率部叛变，密令叶举、洪兆麟围攻总统府。孙总理得到林直勉秘书报告，与林连夜奔赴海珠码头登上永丰舰（今中山舰），驶向黄浦得免于难。叶举、洪兆麟发难时，祖父听到枪声，知有军变，立即将怀孕八个月的妻子托付给朋友，自己化装成一买菜广东人，混过卫兵岗哨，赶往沙面；同时将五万元军款交一姓张的工友带着，命其走西关转沙面，与自己会合。祖父到达沙面时，张工友已坐在那儿等候。这笔款子一直保存到许军长转进福建建瓯时，祖父才派员如数汇到建瓯，交许军长。
在沙面祖父与居正、石瑛、陈中孚等相商应付变乱之事。决定孙总理在舰上应用物资，包括燃煤及一切生活用品皆由祖父设法供给。物品均委托田中正雄乘挂日本旗的汽船送到舰上。五十余日供应不曾间断。孙总理在永丰号驻黄浦时，蒋介石由上海到舰上，辅助孙总理，曾率舰反攻省城，经海珠轰击陈炯明叛军。孙总理的军舰停于白鹅潭时，陈炯明用水雷攻舰未中。最后，孙中山被迫离开永丰舰，乘英轮经香港赴上海。孙中山到沪后，陈人鹤来广州说总理需钱用，祖父备好港币三千元，请陈人鹤转呈。祖父意识到广州不是久留之地，乃请余西畴将眷属送往香港，祖父随后赴港，携眷回沪。之后，转到福建辅助许崇智。祖父服从领袖，忠诚廉洁，报效国家，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以后，许军长回到广东任总司令，统一整理粤军及财政，任我祖父为五邑财政处长，后来调到西江兼任财政处长，及广东省筹餉总局长，廖仲恺被人暗杀后，祖父继任财政厅长，仍兼筹餉总局长。1926年蒋介石任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带军北伐，祖父随军至湖南，蒋介石令蒋作宾为湖北招讨使，派祖父为政治部主任，微服回汉，秘密与刘佐龙见面，劝其反正。在军队攻至赵李桥时，刘在汉阳悬降旗归顺。
四、祖父的财税管理工作及其礼佛生涯
历任要职，勤奋敬业，建树良多
北伐军抵汉后，上级指示在汉成立政务两委员会，任祖父为财务委员会秘书长。1927年，祖父奉命到福建任财政厅长，不到一年，被召回南京，任财政部禁烟处长，接着又调派为淮北盐运副使。中国盐政一向弊端多，官商勾结，害国害民。祖父任职后，努力剔除陋规，严加缉私，杜绝盐枭，使国家有增税之利，人民无淡食之苦。不久上级又指派他为南京特别市政府财政局长。
1929年6月奉派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服务桑梓。为减轻父老乡亲的负担，他整理税收，清偿部省债务，平衡地方收支，寻找开源节流的途径，大约一年半，就使财政增长了百分之二十。1930年湖北省政府改组，祖父任湖北省财政特派员兼鄂岸榷运局长，缉私局长，同时兼河南省财政特派员，及河南盐务局长，当时有《一官五印》之誉。祖父一身挑起如此繁重任务，简直是日无暇晷，夜难安眠，兢兢业业，勤奋谨慎未敢懈怠。
1931年调任财政部裁釐办公厅主任，计划全国裁釐方案，实行就地就厂征收统税，一税之后，通行全国。自此百余年来秕政，一旦清除，造福于国家，有利于民众，这是祖父的重大贡献，也是我们后人的骄傲。
1932年调为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兼第二处处长，召开全国禁烟会议制定禁烟条例。自鸦片战争后，百年来烟毒遍及全国，清廷及北洋军阀不加严禁，都是因为有利可图，而祖父认为烟毒危害严重，为此他坚决贯彻“三年禁毒，六年禁烟”的法令。
1933年奉命进入四川，途经宜昌，游三游洞，题“灵区”二字，欧体风格，笔法秀隽，刻石于洞口，保存至今。1934年春回应城，与李范一、陈荫三等发起筹备成立应城银号，他任董事长。在汤池设分社，融通社会游资，惠利工商。1936年禁烟期满，条例应予废止，为此赴临潼请示，恰逢西安事变。1937年抗日战争中，祖父赴粤任广东禁烟特派员，1940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政务处副主任。1946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当选为国大代表。
精研佛学，造诣颇深
祖父1929年后笃信佛教，广结善缘。曾任汉口佛教正信会长十五年，并任武昌佛学院院护，汉藏教理院院董，世界佛学苑董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辅助太虚、章嘉两大师，整理佛教事务，不遗余力。1949年去台湾后，精研佛学，除参与各种法会弘扬佛法外，终日蛰居台北善导寺，虔颂内典。深入钻研佛经，青灯黄卷，掘其奥密，揭其真谛，取其精华，手抄不辍，日积月累著成《圣揆录》30万言，刊行问世。以此昌明佛学，教化众生。祖父多年茹素，淡泊宁静。1973年因肺炎去世，享年93岁。
（此文参考文献：祖父所著自传《百年一梦记》，《湖北人物志》，《应城县志》等）
（作者为市民革原副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