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的中山情黄埔心
李颂卓
人物名片：
李颂卓，1920年生，湖北汉川人，武汉民革党员。1938年2月，李颂卓在武昌先贤街报名参军。1938年2月考入国民党航空委员会防空学校照测总队第八队第三分队当学兵（即防空兵），担任夜间地对空反空袭作战，参加部队后边学习边打仗。击落来犯日军轰炸机、战斗机，并先后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南岳保卫战、贵阳保卫战、兰州保卫战。1940年秋，在兰州考入黄埔军校17期步兵科11总队、外语班英文丙组学习。1943年，任68军119师355团2营机枪连排长，1944年，调入青年军204师出国远征，编入新1军38师113团2营机枪连任副连长，在缅甸密支那扫荡日军残部后，在伊落瓦底江畔盟军补充基地训练新兵。1945年秋，凯旋回国后，随新1军38师在广州市受降，缴获日军最高指挥官田中久一指挥所内日本制造台布一面，至今一直保存在武汉市石门峰抗战纪念园陈列馆。
回顾孙中山思想对我家三代人的影响，应该从我的童年说起。我的父亲（1881—1943）号誉炳，名蔚东，是清末的秀才，终身教书育人，在故乡（湖北汉川）设私塾馆授徒，后被聘为县辖杨林区中心小学校长。他虽然是封建阶层的知识分子，但并不保守，他的学校设有一个中山室并悬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和遗嘱。在父亲耳提面命下，我背熟了孙先生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是所至嘱”。那时，故乡有个儿童团，团里的孩子们都会唱一首歌，歌词道：“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畅。”于是我很高兴地成为了儿童团员。接着，我又参加小学里组织的新生活运动“童子军”宣传活动。在这些新思潮的影响和父亲鼓励下，我幼嫩的心灵初步接受到中山文化的启蒙教育。
我的岳父李金坡，1886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县（现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镇大黄乡，幼年入省城武昌南路学堂读书，品学兼优。目睹清王朝腐朽衰落，国势垂危，岳父胸怀壮志，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经湖广总督张之洞遴选赴日本留学，入东京上野岩仓铁道学校，主修铁路桥梁专业，在日实习、工作七年。1905年，岳父受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为推翻封建帝制、创建民主共和而奔走呼号。1910年，岳父与岳母目崎文子在东京结婚。岳母当时在东京女子职业学校学习，每日清晨为孙中山先生送牛奶，孙中山先生见她长得眉清目秀，人也勤劳朴素，称她为“大眼睛姑娘”。岳母也很敬佩孙先生冒死犯难、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人品。岳父母就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关心下结成异国姻缘。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风起云涌，席卷神州，岳父响应孙中山召唤，毅然辞去日本工作，携妻回国，出任粤汉铁路总工程师，保护南北运输枢纽。随着清王朝覆灭、民国成立，国计民生，百废待兴，岳父受命筹建武昌紫阳发电厂。1914年，岳父又调往湖南，建设衡阳发电厂、阮江发电厂。1919年后，岳父相继担任汉阳扬子钢铁厂厂长、湖北省政府外事秘书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岳父抛妻别子，偕同汉口市工务局长陈克明一道入川，负责修建綦江大桥、川湘公路，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岳父才回到武汉与家人团聚。1946年，岳父在武汉与鄂省名宿张难先一同加入“辛亥首义同志会”，保持了革命晚节。
岳父博学多才，淡泊名利，在推翻帝制、创建共和、抗日救亡的各历史时期，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才华精力。1951年2月，岳父在武昌不幸去世。岳母来华后随夫姓改名李子文，她勤劳一生，热爱中国。1951年，她响应中国政府号召，为抗美援朝踊跃捐款，被武汉市人民政府评为二等模范。岳母侨居武汉六十余年，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72年岳母逝世，她为我们夫妻承续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37年冬，我和我的大侄子李俊（又名李循矩）正在武昌大江中学就读。抗日的烽火燃烧在祖国大地，平、津、冀、沪、宁等大都市相继沦入敌手，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战端一开，那就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目睹国破家亡的灾难，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38年春，武汉保卫战打响了，我们叔侄毅然投笔从戎，并与大批流亡在武汉三镇的沦陷区青年一道高唱抗战歌曲“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奔向那民族解放的战场……”，投入到抗日战争救亡运动之中。我胸怀壮志考入国民党航空委员会防空学校学兵队（以下简称“防校”）照测总队第八队，当了名防空兵，专业训练地对空反空袭作战。在长达三年转战过程中，我先后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南岳保卫战、贵阳保卫战、兰州保卫战。每天日日夜夜以高度警觉性，和战友们操纵着防空武器发电机、听音机、测高镜、照空灯、高射炮，守卫着祖国的蓝天，迎头痛击敢于来犯之敌轰炸机。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938年初至1944年底，我防空学校照测总队（辖九个队）共击落敌机200多架，击伤敌机约400多架。我国地面防空部队组建仅三年时间，即行参战，取得如此战绩，实属不易。防校教育长黄镇球认为：“从交通线和要塞点的防空作战情况来看，我防空部队确实已控制了低空。”
防校还有个学员队，他们中多数指挥官是黄埔7-8期毕业生，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我也受到“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的熏陶。直至1940年秋，我才离开防校，在兰州市东教场考入黄埔军校第17期11总队，毕业后，奉派至国军第68军119师355团二营机枪连任排长，1944年春，调入青年军204师，随即出国入缅远征，编入新1军38师113团2营机枪连任副连长，在中、英、美盟军补给基地缅北伊洛瓦底江两岸训练新兵，补充前线。直至1945年1月，侵缅日军被全部消灭后，我驻缅盟军与国内远征军在芒友会师。同年秋，我随新1军凯旋回国，驻扎广州接受日军投降。
我堂兄大哥的儿子李俊和我同年生，同在一起读书，同时投报国军，他在武昌珞珈山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以下简称战干团）第1团，学历等同黄埔16期，毕业后，分派至第6战区张自忠部队任排、连长，1943年在鄂西北襄樊战役中英勇抗击日寇，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其父冒死亲赴战场遗址收取忠骸，终未找到。抗战胜利后，我才与家人取得联系，获悉他为国捐躯，重如泰山，不禁潸然泪下慷慨悲歌：“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埋骨何须桑梓地，祖国处处有青山。”作为黄埔军人，你死得其所，你我当年共同的誓言“还我河山”，你虽未能实现，但七爷（我在家中兄弟是排行老七）为你完成了。而今，积贫积弱、挨打受欺的半殖民地苦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宏伟蓝图已经展现在世人的视线里，我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入世界第二强，实现了中山先生毕生奋斗的理想，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
(作者为武昌民革党员)
注：中国远征军：1942年3月，中国政府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公路协定》，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对日本侵略军作战。初时称“中国远征第一路军”，全军十万人，卫立煌为司令（卫未到任，改派罗卓英），杜聿明为副司令。按盟军总指挥部规定，远征军接受缅甸战区司令、英国的亚历山大上将和美国的史迪威中将指挥。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也参与指挥。该军在缅北作战中遭到惨败，同年8月，一部撤回云南，改编成滇西远征军，陈诚任司令长官，布防怒江；一部撤到印度，与国内派去的军队改编为驻印军，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后改为郑洞国）。两军分别进行整训。1943年开始，为了打通中印公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反攻的形势下，滇西远征军和驻印军两面夹攻日军，于1945年1月会师芒友，中国远征军遂凯旋归国。（来源：《中国革命史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