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淞沪抗战期间中日两方的决策
魏光森
淞沪抗战，一般指“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称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是日本在“九·一八”侵占中国东北广大国土之后，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 1932年1月28日晚，由日海军陆战队向上海闸北的中国驻军发起突袭，中国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的战事。
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第二次淞沪抗战，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当时的日本政府，为蒙蔽国际舆论，回避战争责任，总是将侵华的军事行动，伪称为“事变”）。 淞沪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是日军攻占宛平卢沟桥，“七·七”战事爆发以后，蒋介石为了利于长期抗战，把日军入侵方向由华北向南引导为由华东向西，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八·一三”战役，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会战，是中国政府对抗日军侵华的全面开战。
一战以后，日本为摆脱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企图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1927年6-7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 ，对侵略中国进行了精心策划，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的侵华具体方案，并由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折给天皇，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奏折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制造南满铁路沈阳柳条湖段被炸事件，嫁祸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当夜，由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进攻沈阳北大营，对东北军第七旅发动突然袭击。北大营东北军，奉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不得抵抗。次日，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到达加入战斗，东北军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离，日军占领北大营。
“九·一八”战事，是日军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占中国国土。
日军进攻北大营同时，向沈阳等地发起进攻，至9月19日10时，先后攻占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的沈阳、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地区。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9月21日，日军侵占吉林。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张学良在战事爆发后转至锦州。10月8日，日本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12月底，张令部队撤离。1932年1月3日，锦州在中国守军全部撤离后，遭日军占领。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不到半年，2.7万日军就占领了东北全境。（有部分东北军和警察部队以义勇军形式坚持在东北抗战。）
1932年的1月28日，日军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此时，日本已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量国土，并试图扶植前清皇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此行动一开始就受到了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东北战事的关注，日本阴谋在上海这个国际大城市挑起战事，并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亦于1932年1月28日晚，发动向上海中国守军的进攻，挑起中日第一次淞沪战争。
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的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大佐，东京的裕仁天皇文官党羽“十一人俱乐部”等，均参与了“一·二八淞沪战争”的策划 。他们主张，日本在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征服前，需有一个“思考间歇”期，以应付国内外的诸多问题。在这期间，日本军队需要在上海发起一场“假战争”。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驻沪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连夜步行赶到闸北的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指挥奋起抵抗，给日军迎头痛击，将日军驱出了闸北地区。此后，日军不断增兵，对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发动了四次总攻，均遭败绩。蒋光鼐指挥军队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浏河、八字桥一带展开了多次战斗。
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恢复设置军事委员会，统摄抗日军事。因“九·一八”而于1931年12月下野的蒋介石复出，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负责调动军队，指挥对日战事。（1932年3月1日至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洛阳，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军事委员会组织案。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8日兼任参谋总长。）
2月13日午后，日军增援第九师团主力到达上海港，16日，该师团于吴淞全部登陆完毕。此时，抵沪日军海陆空兵力达3万余人。
2月14日，蒋介石命令原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建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赴沪参战，增援十九路军。
按蒋介石嘱托，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亦致电蒋光鼐“若和平无望，敌来犯时，予以一极大惩创。”并告知增援事项。
2月22日，日军第九师团倾巢出动，以飞机轰炸，地面炮击进攻第五军88师驻守的庙行阵地。妄图切断第五军和第十九路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各个击破，以达占领上海、威胁南京之目的。但在军长张治中亲自指挥下，第五军 87师孙元良旅、宋希濂旅和十九路军的61师三面夹击进攻庙行的日军，激战后日军惨败，日军第九师团及久留米旅团伤亡惨重。此战称为“庙行大捷” 。此后数日，敌军不断轰击和进攻，均被守军击退。“庙行大捷”被当时国际舆论评为“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
1932年3月1日，由于日军偷袭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嘉定、黄渡。3月3日，日军司令官根据日本参谋本部总长的电示，发表停战声明。同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停战。24日，在英领署举行正式停战会议。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上海停战。日本军队大部撤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一月二十八日战事之前之越界筑路区，而中国军队则留驻在昆山、苏州一线。日军撤退时，中国警察接管撤兵区域。
淞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日军三次增兵，四次更换主帅，上海日军兵力达9万，海空军具备，死伤数千。中国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也伤亡14104名。
上海《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政治、军事、外交形势均发生了变化。1932年5月15日，日本一批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袭击了首相官邸及警视厅机关，杀死了首相犬养毅，组成斋藤实新内阁，以确立所谓“国防国家体制”为宗旨，更推进了日本政体的法西斯化。1933年3月27日，日本因反对国联通过的要求日本军队撤退至南满铁路附属地，和确认中国对满洲具有统治权的报告书，宣布退出国联。
在此情形下，日本关东军决定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侵占大片华北地区，搞所谓“自治运动”。意图长期占领，威逼平津。并在东北扶持建立伪“满洲国”。 1933年3月，在日军进逼下，承德、赤峰失陷，热河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日军兵临长城脚下。
1933年3月至5月，国民政府指挥的中国军队（包括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等），在长城的古北口、南天门﹑喜峰口﹑罗文峪、冷口﹑义院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的进攻，发起了“长城抗战”。其中以二十九军109赵登禹旅，持大刀夜袭喜峰口，毙敌众多最为著名。其情景为《大刀进行曲》所描述，激励着全民抗战的热情。
“长城抗战”我军虽顽强抵抗、浴血奋战，但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长城沿线仍失守，平津危急。
5月30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派分会总参议熊斌在紧邻天津的塘沽，与日本关东军冈村宁次等谈判停战条件。31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划定冀东22县为非武装区，中日军队不得进入，日军退回至长城以北。
《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拦阻了中国军队对冀东地区的控制。实际将冀东22县置于了日伪势力之内，华北门户洞开，日军随时可以进占平津和冀察。巩固了日军在华攫取的利益，助长了其侵略野心。实际承认了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以长城为界，伪“满洲国”于长城各地设立“王道乐土大满洲国”的界碑。
“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告一段落，日军在华北未有大的动作，直到1935年初。
1935年，日本对中国华北的侵略，由露骨的“武力鲸吞”方式变更为逐步的“渐进蚕食” 方式。侵华先锋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以所谓 “华北特殊化”为目的，积极策划“华北自治运动”。日军不断在华北各地制造事件，压迫中国政府退让撤兵，为其实施“自治运动”创造条件。
1935年1月中旬开始，日军先是谋划建立“蒙古国”，又在察哈尔制造了 “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两次“张北事件”， 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 5月至7月，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的《何梅协定》。又迫使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定了《秦土协定》，接受日军的取消冀、察两省境内国民党党部等要求，迫使国民党的党部机构退出华北。
1935年10月，日军继续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自治运动”。土肥原贤二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加紧对平津上层进行策变活动。在日军的压力下，11月26日，南京政府撤消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是变相的“自治”，使冀察两省事实上置于中国政府管辖之外。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日军策动的 “华北自治”事件，是日本侵华的重要步骤，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国危急！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险。由此，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请愿示威游行，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的万人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一二·九”运动，呼吁抗日救亡，得到了全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响应，迅速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抗日救亡的新高潮，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一二·九”运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影响促进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作者为武昌民革党员）
